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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不了官的“松人”(3)

  学务局一切照旧,一切。拿吃噌喝,除了一肚子屎便一无所有的家伙们,照样到处捞“油水”抢“肥缺”。只要瞄准了空子,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孩子姥姥家叔怕哥哥的小舅子,沾亲带故的,全可以扭进来,摇身一变,办起了教育。学务局这盆陈年老汤继续散发着馊气,那汤里的虫儿们,继续啃着老百姓的脊梁。

  每日上班,这些混事由儿的虫们总是打着揖问候:“喝茶了您哪。”绝没有问号。行过了这句老套的敷衍,便接碴开聊昨晚上的战绩。不外乎重温些牌局上的得失,什么如何由攒“七大对”改玩“碰碰胡”瞎了一手好牌。什么连胡三把小番数,不如一把“十三公”、“大三元”。手气好的主,神彩飞扬,乐不可支。扬言今晚上连庄三把,明儿准定做回“东道”,请诸位同仁来顿涮锅子。输了牌的主垂头丧气,咬牙瞪眼,发狠说:今晚上一定要捞回来!

  也有不和这帮赌鬼掺乎的,嘻嘻哈哈地挤在一堆叙着昨晚上的艳遇。头回逛窑子的,总是吞吞吐吐,不肯道个水落石出。久于此道的风月场中老手,摆出一副轻车熟路的架式。美滋滋倒背出一串串的艳名:元春、小红、英子、凤凰。糙点的就叫什么“老丫头”、“大裤裆”一类的绰号,摇头晃脑地哼叽着“窑调”却楞要告诉说,自己如何如何坐怀不乱,好象真抱着个“绿珠”“西施”般的娇美娘子。

  也有蔫呆呆坐在那里发傻的,永远是一双睡不醒的红眼。别让他听见“柳泉居”来了“竹叶青”,“同和居”到了“状元红”,自一听说,班可以不上,这酒是非尝头一口不行。

  就是这样一帮“虫”们在办教育,庆春的心凉了,他厌恶这一套,可又无力解脱。有一件事给了他很大刺激。同事中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平日总是围坐在火炉旁,脸上永远挂着一副献媚的笑容,无论冲谁,他都这样笑着。那笑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他从来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他并不碍着谁,只求混碗饭吃。逢年过节,就是再紧,他也要挤出俩钱来,称上二斤“槽子糕”,送到顶头上司家里。无论大人、孩子,自碰上就要说上两句恭喜发财,吉样如意之类的词。就这样软棉花捏的老实疙瘩,尽管上班守时准点,兢兢业业,仍然免不了在上司发怒的时候,落了个抱铺盖卷滚蛋的下场。

  舒庆春心灰意冷了,他也开始约个三亲两好的凑上一桌牌局,毫不上心地输个百八十的铜子。再闷了,就索兴和些朋友打上一壶老酒,抄起海碗,拼个一醉方休。酒劲上来,也和朋友们一起骂上一通“姥姥的”“丫头养的”粗话,舒舒心里的闷气。喝足了,骂够了,困劲也上来了,他便一伸腿上床睡觉。这段日子他是把理想压在枕头下,把希望踮在脚根下过来的。

  庆春仍不把自己的理想说得那么伟大,那样悬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庆春就是用“北京松人”的这块包袱皮,裹着他那颗“不肯泯灭的赤子之心。”

  过着这样醉生梦死的日子,拿着一百多块大洋的薪水,庆春心里觉得愧的慌。他觉着,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二十三,罗成关”,庆春没扎红腰带,果然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婚约废掉没多久,他就得了一场大病,整日高烧,恶梦缠身,昏昏沉沉。眼见着催命的小鬼阴森森地走过来,勾魂的索链往脖子上一套,就要上路。耳旁是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哭声,拖去了音儿的招魂声:“小狗尾巴——回来吧、”“转——来——啦”。

  他似乎看见了梅小姐,揉着红肿的双眼,哭着喊着说:“生不能同寝,死却要同穴”。一副侠义心肠,他感动了。不再眷恋人间烟火。可老母亲又闪现出来,呼喊着他的小名。令他断难离去。搭上这黑森森的阎罗殿里压根儿就没有看见秦桧、严嵩、袁世凯、洋鬼子……他大惑不解,死也不肯再往前去了。挣着命扑腾一下,居然醒了。原来他已迷迷糊糊地躺了两天了。

  摇摇晃晃地爬起身,病病秧秧地上了街。沿着交道口,他住回家的路上走着。这通折腾使他大伤元气,脸色腊黄,一步三晃,活脱象是个大烟鬼。路过钟鼓楼,他停住了。想起了铸钟厂里的“铸钟娘娘”。相传有一位皇上要铸一口铜钟,挂在钟楼上。召集了一大批铁匠、铜匠。下令说,十天之内,铸不成这口钟,全抹脖子。匠人们哪个不肝颤?紧锣密鼓,加班加点拼命干,可铜汁子硬是不凝。眼见期限快到了。愁坏了大伙。这天来了个白发长者,告诉大家,要铸成这口钟,非用童男童女祭钟才能成。铜匠头有个独生女儿知道了这情况,一声不响来到了铸钟厂。这是最后一天了,匠人们围着咕嘟咕嘟作晌的大铁锅犯愁呢。姑娘走上前来和爹道了句告别的话,猛咕丁的一头栽进滚开的大锅里。当爹的一伸手没拽住姑娘,只抓住一只绣花小鞋在手里。姑娘死了,铜钟倾刻间铸成了。逢早逢晚,大钟一响,总发出“邪邪”的叫声。街坊四邻都含着泪说:“这是那姑娘找她爹要那只丢下的鞋呢。”

  舒庆春感慨颇多,一个姑娘家尚能做出此等壮举,他一个汉子,终日沉缅在酒、牌之中,真是个怵窝子!

  沿路的“鸡毛小店”,崇文门外东晓市的“避难馆”还挤着数不清的穷人们。他想起了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老话:“要了命的关东糖,救了命的煮饽饽”。这话的意思是说,每逢腊月二十三一到,自关东糖往灶王爷前面一供,债主就要登门讨帐了。一直到年三十,煮饽饽(饺于)下锅,讨帐才告一段落。不能说是债主局气(够意思、讲人道),只能说老辈留下这么个规矩,总要撑门面,以显示债主的“宽洪大量”。二十三到三十这段时间,“避难馆”“鸡毛小店”里都躲满了还不起帐的穷百姓。沿途的景象使庆春又想起小时候大门、围墙上画白道的日子。他心里更难受了,我现在干的这叫什么啊!拿着老百姓的钱饷,干哄弄老百姓的差事。他觉着对不起父老乡亲,他发誓不能这样下去了。

  磕磕绊绊地走了一程,身子虚得只打晃儿。赶巧儿一辆拉散座的洋车路过,舒庆春上了车,这才缀过点劲来。跑了一程,他抬眼看了一下拉车的主,才发现是个上了年纪,跑起来连喘带呼噜的老车夫。一身补钉落补钉的对襟棉袄,同样破旧的裤子用破麻绳杀着裤脚。庆春很过意不去,连忙招呼停车。老年大回过身来。并没放下手中的车把,而是抓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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