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庆春上头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可长大成人的只有庆春和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庆春童年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的姑母了，姑母在中年居孀后，就搬回了老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当起了大姑子。这大姑子在家里顶上半个婆婆，她整天除了嘴上时不时地哼上几句二黄，就是用那管总不离手的长烟袋四处敲打。大约是脑袋上吃烟袋锅吃多了，庆春总是忘不掉这位姑妈。
庆春出世那天，姑妈走了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生下来的光屁股孩子和刚刚醒转来的弟媳妇，猛然，她不知那根神经被扎了一下：“哟，灶王爷上天，这秃子落地，有来头啊！”别看老太太对佛神并不是那样虔诚（就说给灶王爷供的糖瓜吧，每年腊月二十三头睡觉前，总要就手拿一块，躲在被窝里去磨一磨她那坚固的利牙。她才不在乎灶王爷到天宫后会不会见外呢，反正她知道，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会拿有钱人问罪的，而只会拿穷人寻开心，不吃白不吃。）可她对这偶然的巧合却很重视。认为这是天意，说不定这小窝窝里会飞出个金凤凰（这一点，她还真有先见之明），她不敢轻视这个小小的“生灵”，可又妒嫉的不得了。
本来嘛，一个关着三两饷银（就三两啊）的穷护军，却是人丁兴旺。而她这个每月吃着几份钱粮的女人，大小也算是个财主了，却断了子息？不过她是绝对不相信报应的。这人间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合理，只是使她养成了对佛神的反抗和不敬。尽管如此，倘若叫她把银两撒些给度日艰难的兄弟，叫舒永寿过继给她个把两个孩子，她是万万不肯的。她坚信一条：钱撒出去就不会回来了，好像泼出去的水。孩子嘛，也许早晚还是会有的。况且看见弟媳妇生孩子又是那么容易。老太太从她那泛着黄光的牙缝间挤出了一句话：“这小狗尾巴”。算是给庆春的“赐号”吧。不过这外号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戊戍年是狗年，这孩子又是年底生的。虽说不太中听，可这年月谁又计较这个呢？再说穷人家的孩子历来爱起个猫啊、狗啊的浑名，一是盼着他能好养活，二来据说沾了这些小生灵的性气能命大。所以这小狗尾巴的称号真是太合适了。
小狗尾巴的落地，还引来了一位贵人，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骁骑校的妈。这可是一位正儿八经一点不含糊的努尔哈赤的后代。且雄风不减当年，这就是大姐的婆婆。大约是“不赊东西，白做旗人”的信条鼓舞了她，凡是债主登门讨帐，她总是双目圆睁，掷地有声地对债主说：“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是铁杆庄稼，欠得了你们日子，欠不了钱！”一口气就把敌人打退到西直门外高梁河下。这会儿，她正叉着腰和姑妈争辩着产妇是因为中了煤气，还是因为身子骨虚弱才昏迷过去的。
母亲醒来了，她看见了她的老儿子。她看不出老儿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天庭并不饱满，地角也不甚方圆。两耳不垂肩，两臂裹在破布里，也看不出是否过膝。当母亲的并不难过，她不求儿子有个什么“贵象”，能活下来，这已经是好造化了。
小狗尾巴来了，姑妈的大姑子地位的优越性受到了影响。要是遇见饭吃的不顺心，茶喝的不顺口，她就摔盘子，砸碗，敲烟袋锅。好在母亲从来就是个懂规矩的好旗人，打年轻时，从德胜门嫁到小杨家胡同，宁愿吃多大亏，也从不和旁人拌嘴逗气。就知道一心伺候丈夫，伺候大姑子，下死力拉扯这一窝孩子。旗人嘛，礼仪是少不得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少不了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上门贺吊。日子虽穷，两吊小钱总是要给的，算是“礼轻情份重”吧。赶上兄弟、外甥来串门，她总想方设法弄点像样的吃喝。一来，到底是亲戚，二来，哪个嫁出去的媳妇愿意叫娘家人看着自己苦哈哈的。就是再穷，也得对付弄锅打卤面吃。赶上兄弟、外甥自己掏钱沽酒割肉，她脸会羞得绯红，谁不争个脸呢？
姑妈生性好从鸡蛋里往外挑骨头，稍不顺心，就扯着走了音的嗓子，骂上几句，摆摆大姑子的谱儿，母亲从不顶嘴。私下里她也能找出宽心丸来：“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啊，这就是命。”
好几年后，姑妈死了。母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再也不用受这份气了。可她比谁哭得都伤心。“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哪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还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窄窄的小杨家胡同添了个小狗尾巴，日后中国多了个大作家，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大凡旗人后来都种个园子（象常四爷），当个油漆匠（象二哥富海），混个手艺，找条谋生的路子。铁杆庄稼指不上了，也指不上什么佐领、子爵，连皇上也指不上了。大清的龙旗虽说没倒，可旗人却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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