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宏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今日，响彻未来。宇宙要充满着真理与正义的和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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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钟与瓦釜》，197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几天后，报社编辑部转来了读者的一大迭信，一致赞美这篇文章“感情炽烈，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批驳丑恶，犀利尖锐，”后来报纸还摘要刊载了其中的一部分。①沫若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与自己的作品发生共鸣，好象给他那衰弱的躯体注入了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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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读〈黄钟与瓦釜〉》，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他觉得自己好比安泰，又一次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了力量，多么想回到群众中去。刚好去合肥出差的女儿庶英返回家门，她告诉他这次曾顺便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去了几次，科大的同志们十分怀念老校长。他有些激动，深沉地说：“我也想念他们啊！等我身体好起来，索性到安徽去住。”庶英连忙说：“安徽很热，你身体受不了。”他却不以为然地辩解道：“那么多同志都在那里住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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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真正相信群众的人，当然不信“神”。沫若看了画家关良的新作《醉打山门图》之后，颇有感触。过去他曾多次为关良题画，久已不握毛笔的手现在又痒了，憋不住一挥为快，于这幅画的右边留下了他酣畅淋漓的墨迹：“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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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迹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9月版《关良回忆录》。
生活不断启示沫若，人就是要有一点鲁智深的这种精神，不信“神”，不信“佛”，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提杖走天涯。由此他想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正在举行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自己不能应邀到会讲话，便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希望大家“除恶务尽，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彻底摧垮“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系列精神枷锁，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新高潮。当他写完这篇讲稿，才发现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庆幸自己总算没有完全虚度一九七七年大好光
五十九
四害必须肃清飞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一九七八年岁首，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郭沫若书写的这副春联，都以为他的健康状况一定有了好转，许多老朋友无不为他高兴。哪里知道，二月九日他又住院了，从此再没出院回家。自一九七四年二月遭受江青、张春桥直接迫害和摧残以来，这已经是第十六次住院。
据医生诊断，这次发病是呼吸道感染，肺炎复发。由于持续低烧，白血球高达一万六千，连进食都要用鼻饲，打针、查血的次数也特别多，沫若痛苦得很，但只要医生说需要，他马上同意照办。对于治疗方案，他从来不提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要求了。医生、护士都尊敬、爱戴这位身染重病却依然温顺、幽默、勤奋的老人。他脸上经常洋溢着和蔼的微笑，有时精神好一些，就下床到沙发上坐坐，他诙谐地把这称作“飘洋过海”。虽然病情重到如此地步，他仍不忘读书、看报、写日记，手腕过于颤抖时，他就口述，请秘书代笔。他尽可能地不麻烦医护人员，身上的那件对襟蓝丝棉袄因为穿著时间长，扣绊已经磨断了，他也一声不响，直到女儿平英来医院探望，才叫她给缝好，没有深色细线，就用白线涂上了蓝墨水，他看着笑了，点点头说了声：“好。”
他常抱憾不能亲自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住院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本来他也应当参加的，可是由于日前摔了一跤，医生一定要他卧床休息。他感到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四人帮”把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今天再不彻底清算，就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无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话就得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请秘书一句一句记下，作为给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他鼓励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探索，不怕在探索中犯错误。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他再三强调：“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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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见《东风第一枝》。
这一年沫若已经八十七岁了，作为科学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心中自然明白年龄不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一天，华罗庚来看望他，问道：“您现在八十七八了吧，是不是该庆贺您的米寿了？”沫若含笑回答说：“还不到。”于是就这个话题，他与华罗庚闲聊起来，说：“你也熟悉日本人的习惯吗？他们把七十七岁称为喜寿，因为七十七三个字连起来近似一个草写的‘喜’字；把八十八岁称为米寿，因为‘米’字是由八十八三个字组成的；把九十九岁称为白寿，因为‘百’字缺‘一’即为‘白’。”华罗庚听罢立即祝愿道：“但愿郭老能活到白寿之年。”沫若若有所思地说：“白寿之年恐怕是不可能的，力争活到米寿吧。”①在他看来，活到米寿就得战斗到米寿，他要象鲁迅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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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罗庚：《挥泪悼郭老》，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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