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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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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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干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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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收获》1979年第5期。
②见陈明远：《怀念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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