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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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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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他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组织上对社会宣告他重新入党,其实这是结束他的非党人士的身份,自此成为公开的党员了。多少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早就盼望自己能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出现在青年们面前,因为他唯恐自己“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会影响下一代考虑自己的前途。此时此刻不知明远在想些什么,其他青年朋友们看了这条消息又是怎么想的?想到这里,沫若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来给明远写信。由于心情格外舒畅,字也写得特别漂亮潇洒,火热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象一个新生的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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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放下笔,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百花齐放》写的后记:
我倒有点喜欢一〇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这段话真是最确切不过地描绘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的,他加入共产党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而现在才公开党员身份,就象这“一〇一”,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革命征途中需要不断革命。
“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以后,不知有多少朋友登门祝贺,尤其是傅抱石,他比谁都激动,话就如同没法拦阻的江河,滔滔不绝。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向沫若采访,请他谈谈“入党”的感想,他借此道出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法说清的问题: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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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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