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不仅关心陈明远学业上的进步，同时也关心他身体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长，为此特地把他介绍给白杨，托她多关心他假日的文娱生活。由于沫若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曾一度影响了部分青少年，他们想以郭沫若为榜样，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细，只能在给明远的信上郑重其事地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几十年来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年轻的朋友，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上的春光。①年轻人正在新生活的起点上，沫若满心希望他们尽可以不必走他过去那样曲折的道路，而应该批判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沿着党所指引的航程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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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8年5月4日致陈明远信，见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当然，在年青共和国航行的路程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且不说，开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斗争，单就文艺战线上看，情况也够复杂的。起初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诚，沫若对在清朝行丐兴义学的武训十分敬佩，一九五 〇年八月他曾应李士剑之约，为《武训画传》题签书名的同时又题词，说：“在吮吸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认为这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读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沫若马上就写了一份《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颂武训和给《武训画传》题词的“错误”。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对自己曾附和着歌颂武训的行为，重新作了一次检讨，而充分肯定这份《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①。沫若这时似乎认识不到自己这两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会起多大的作用，他以为自己是跟上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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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艺报》1951年第9期。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表扬了“小人物”具有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话的份量可不轻啊！沫若虽然并不自认为是文艺界的“大人物”，但听了这话，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在这以后，全国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采取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继批判《武训传》之后，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于是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首先检讨了错误：“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表示要坚决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加紧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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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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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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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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