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他与宋庆龄将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接见，这自然是他久久盼望的、曾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崇拜之情的斯大林，怎能不叫他万分激动？当天晚上十点一刻，在克里姆林宫一间素朴、庄重、静穆的长方形房间里，穿着栗色呢制列宁装的斯大林，完全象对待家里人一样，亲切地与宋庆龄和郭沫若握了手。沫若觉得他是那样的平静、爽直，没有丝毫的矜持和客套，以致坐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他们象谈家常似的，斯大林问到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妇女的工作概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问题，作为我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绩。斯大林希望中国青年除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学习，提高当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沫若微笑着点头称是。对于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样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关心，希望他们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他还鼓励他们说：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象法国的一位少女那样，她为反对把军火运到越南去，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的前进。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沫若等怕斯大林过于疲劳，只得起身告辞，斯大林一边说“你们要使我疲劳是很不容易的”，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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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沫若回国后仅仅一个半月，突然获悉斯大林不幸得了脑溢血症。三月五日，他急匆匆发了电报表示诚挚的慰问，没想到第二天斯大林就逝世了。即与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奔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三月九日，苏联人民在红场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六匹纯黑的马拖着炮车上的灵柩，斯大林的遗容通过水晶棺盖仰向天空，沫若和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脱了帽，在风雪中默哀、流泪。一两个月之前，沫若是最后一个与这位伟大领袖握手的中国人，今天他觉得“依然还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温暖谁能相信不依然还在斯大林的手上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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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这次在莫斯科期间，使沫若又有机会再一次与法捷耶夫晤面。他俩在大小国际和平会议上已经成了老朋友，沫若非常喜欢这位性格直爽、笑声朗朗的苏联友人。年初听说法捷耶夫病了，当时沫若恰好在苏联，曾去皇家病院他那间象书房一样的病房看望过他，因此这次他一出院，听说沫若在莫斯科，就赶紧来苏维埃旅馆回访。沫若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基本上已恢复，但有件遗憾的事。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圈，对着嘴巴举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这个快乐大夫不允许了。”沫若自然是会意的，便也笑着说：“不喝酒对身体确实是件好事！”法捷耶夫却又说：“碰到好朋友不能‘干杯’（这个词是用中国话说的）不是件苦事吗？”说罢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沫若觉得法捷耶夫对于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对于敌人却是坚强的战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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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献身精神的榜样》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这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沫若对建国三年多以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在旧中国留下的百业俱废的残破基础上，他已想到了将来新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因为他很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是越多越好。他关心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一成立，沫若便当选为常务理事。其实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一九五二年二月召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在讲话中既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又坚决主张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由于他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均应左起横排，最后终于使这项提议得以在全国实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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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作为科学院院长，沫若为新中国攀上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他满怀信心认定在未来的科学宫殿中，中国人是会夺魁的，因为新中国的土壤、气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九五 〇年五月间，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政府与人民，满腔热情地欢迎自海外直奔祖国而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双科学家的大手紧紧相握，两颗赤子之心密切相连，……祖国的山岳河川在寻找着你，沉睡千年的大地在等待着你。……是的，我听见了山川的低语，我听见了祖国的召唤，我回来了。……两对湿润的眼睛交流着心灵的信息。九月间，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捕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时，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谴责美帝的无理行径。钱学森、赵忠尧既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自然有权利回到母亲的怀抱，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自此他密切注视着钱学森他们为返归祖国而作的斗争。
在中国科学院内，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据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他曾建议专门成立有关考古的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参观了“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心情异常不平静，他回想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支队伍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为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描摹和保护石窟中辉煌的壁画，几乎熬干了心血，现在总算挨过了长夜，盼来了黎明。去年为了鼓励这支队伍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给他们拍去了电报，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他知道人在困难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温暖与对自己工作的正确评价。同志们是好样的，他们的出色成绩使全国人民感到惊奇，沫若认为应该给这些长年累月埋头于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单位嘉奖，以充分表彰他们的成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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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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