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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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①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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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①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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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诸多揣测。沫若当然也很关心，他却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罗隆基等人的希望：他托人带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以及他写的全部历史剧，作为礼物送给罗隆基，并请代为问候。罗隆基见了来人来物，暗自思忖：“郭沫若不迟不早，突然在这时候派人带十几本书到南京来赠我，这是什么意思？噢，我明白了，这是叫我不要一着错，满盘‘输’的意思吧？”他不待来客言明来意，就说：“请你回去告诉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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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隆墓：《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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