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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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四十六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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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①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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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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