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刊出时特意在这条消息后面加了编者按，表彰郭沫若归国以来的贡献，以及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成就，其中说：“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对于沫若说来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想摔碎“花瓶”，放开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好得很。“平生四海惯为家”，走到哪里都可以战斗。然而，舆论界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反应十分强烈，重庆各方中外进步人士均极表惊异和关切，登门慰问沫若的人不计其数，有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学生以及苏联等各国驻渝使馆人员。新华日报社亦不断收到慰问郭沫若的信，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光未然、吴晗、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自昆明驰函说：“‘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①朋友们的知心话温暖了沫若的心，使他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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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四月一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原第三厅部分人员在天官府七号举行聚餐纪念晚会，参加的还有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沫若在签名纸上题词：“昙华林纪念。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①，勿忘今日。”文工会是武汉昙华林时代第三厅的继续，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文工会解散，恰好七个年头，值得纪念。会上，沈钧儒、翦伯赞等人发言，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无理解散文工会的卑劣行径。沫若则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②金山又一次为大家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从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伟大交响乐中，人们仿佛看到三闾大夫手持长剑在不断劈开黑暗，人们也好象看到郭沫若挥舞如椽的巨笔在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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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表时改为“摔掉花瓶”。
②1945年4月2日《新华日报》。
沫若的确并不孤立，他有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的支持。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为他和原文工会人员举行的慰问宴会上，左舜生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王若飞也致词说：“郭先生是国家的至宝，中国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或解放区去。”沫若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他回顾了七年来的工作，自歉没有什么成绩，深感内疚，只求将来在工作中报答大家：“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他想到回国的时候曾做过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自己的生命不是赚来的吗？今年五十四岁了，也可以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最后，他恳挚地向大家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了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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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5年4月9日《新华日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赖家桥还留下一批朋友暂时未作安排，沫若放心不下，便和立群、翰笙、乃超等人相率去看望他们。全家院子里一片寂静，办公室空空如也，桌椅及一切用具都已点交，连礼堂里的总理遗像和遗嘱也已撤销。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家眷都闲得无聊，他们见沫若等人来了，立地聚集拢来，说这道那，不知有多少离合悲欢。晚上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五年春事倥偬过，独倚南楼怅晚风”，沫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夜风风雨雨，梦东梦西。次日不得不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告别，白果树的无言留给他连绵的思念，他俯身拾起一枝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枝丫，想拿回城去放在花瓶中供养，没有想到那鸭掌形的碧叶中间，还夹着一个青青的果实。
回到天官府，沫若托朋友另找房子，他不想再在这里居住。朋友考虑到近郊黄山离市区不远，夏天也比较凉快，想在那边为他物色住处，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而他却毅然决然地说：“黄山我不去！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啊！”①原来黄山高处有一所别墅，蒋介石经常住在那里。
天无绝人之路，郭沫若自有他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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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
四十二
“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摆脱了羁縻已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机构，沫若想更自由自在地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阳翰笙仍做他的副手，曾一度代理他的工作。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所在地，一对活泼的石狮子蹲在门口，伸出大半截舌头，歪首嬉笑着，好象是对新来的研究委员会主任表示欢迎和敬意。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初希特勒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自杀了），德国随即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沫若应新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之邀，出席了使馆举行“的胜利酒会”。五月二十八日晚，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参赞登门造访，带来苏联科学院一封信，邀请郭沫若和丁西林（1893—1974）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该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会期为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自然是很光荣的事，多年的心愿得到了这样意外的满足。可是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见时只表示准予赴苏，而旅费却分文不给。沫若先是通过翁泽永的关系，向中央银行借了三千美元，后又得到友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支援，拨来民生公司文化基金委员会资金一万美元供他使用，沫若随即将三千美元退还给翁泽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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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萱华：《郭沫若在北碚》，见重庆文联和社科院编、1985年9月版《重庆市郭沫若研究论文集》，并参阅笔者1983年5月访问翁植耘谈话记录。当时郭老在苏联十分节俭，只化了四、五千美元，余款于回国后悉数奉还卢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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