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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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②《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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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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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①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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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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