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武汉到重庆〗
三十一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沫若还在伏案埋首阅读《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译稿。原书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沫若应译者杨明之请，准备为他题签书名并作序。田伯烈说得对，人类是决不会“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抗战也决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不是派来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吗？前不久，苏联政府不是贷款五千万美元资助我们抗战吗？田伯烈编写这本书，以及那么多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为他提供珍贵资料，其本身也是个有力的明证。沫若对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肃然起敬，同时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倍加奋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来，六月十二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七月六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献款一次；由小孙儿搀扶着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七个铜板；抱着三弦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从乡下赶来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五元钱；乞丐教养所的乞丐竟全体相率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捐献，……一个个面带菜色的劳苦民众，在他们跑上献金台时，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晕。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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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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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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