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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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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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生：《郭沫若的政治生涯》，1933年2月《社会新闻》第2卷第17期。
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他到处安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沫若把他此时此地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入账内，且试目以待，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沫若义愤填膺，但他不知内情，仍希望蒋介石能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因此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地作了批示，然而只准登报，不准电告赣州付诸执行。这一纸空文，帮助沫若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虚伪的嘴脸。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差遣沫若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工程，同时雇佣暴徒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沫若当时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总以为他是“为群小所误”，不了解暴徒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急切地亲自去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接踵而来的，三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沫若通过蒋氏手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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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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