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这对沫若说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他往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力抚养的爱妻和孩子们，脑海中又浮现出七年前他与安娜初次相见的情景：她的眉宇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洁光，刚才他又一次看见在她的眉宇间闪耀了！“祝福你，圣母玛利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念起往昔清贫的团圆远胜于今日凄切的孤单，眼泪禁不住如喷泉一般倾泻出来。他觉得对不起安娜，让她第一次来中国竟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他也觉得更对不起孩子们，十个月来尽是把他们困守在不见一株草木、一抔泥土的民厚南里，剥夺了他们孩提的欢乐。也许带他们回四川的好，老家当然去不得，不过可以在那儿的荒山古林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余吟诵吟诵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则任他们同獐鹿赛跑或跳舞，……确实他想得够美的，可是他又怎舍得丢下“创造”的事业？
安娜走后，沫若过着炼狱式的生活，很想乘此机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然而又时时感到孤寂难熬。尤其伤脑筋的是，创造社的事越来越不顺心，除了《创造日》早已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底满百期后宣告停刊之外，《创造》季刊亦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终刊，而且《创造周报》也不可能再维持多久，因为书局和报社都别有打算，寄人篱下终究不会有好结果。生在这个世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连狗彘也不如，沫若不知自己绞尽心血到底为的是什么。一时间，他只觉得文学、艺术、名誉、事业不过是些“镀金的套狗圈”，什么都不想再要，他只求赤裸裸地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待他抬起头来，猛然看到卧室墙壁上悬挂的歌德和悲多芬的像，好象听到了他们尖刻的詈骂声：“你这个意志薄弱的低能儿，眼光是这么近视，思想是这么浅薄，感情是这么自私！象你这样亵渎艺术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终于羞愧地低下头，大脑似乎一下子冰结了。
上海的地盘不算小，却容不下创造社的几员大将。苦于生活的煎迫，先是郁达夫奔赴北京另谋新职，后来成仿吾也想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广州去参加实际斗争，郭沫若则更渴望早早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孤寂和窒息的鬼地方。四月初，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轮船。至此，创造社完成了它前期的历史使命。
〖第五章 登上“宝筏”前后〗
十三
这次重来福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街头巷陌花团锦簇，到处春意盎然。可是沫若却无心观赏，他觉得春天不是我的，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他逼到了十字街头：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吧，以安娜为模特儿构思的一篇题为《洁光》的小说，现在应当可以动笔了，然而他自己虽可以作困饿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但在合家老小受着饥饿威胁的时候，他又怎能安然陶醉在缪斯的怀抱中？去九州大学跟石原教授研究生理学吧，他究竟是否有决心以毕生的拼搏，挤入科学的堂奥，永远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拥抱？烦闷，倦怠，悲哀，飘泊，失掉了路标的郭沫若徘徊在十字街头，倍受人生苦难的煎熬。
幸亏有一笔意外的款项可以支取，这就是去年大学毕业时未曾认领的三百元留学生归国费。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沫若亲自去东京领款。他在年前惨遭大地震已成废墟的东京城里游荡了三天，唯一的一次享乐是在浅草公园看了一场《往何处去》的电影。当他看到影片中的使徒比得从火光冲天的罗马城堡逃出，在路上遇见耶稣的幻影，立即跪在地上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回答：“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这一情景使沫若浮想联翩，自己不也是丢下创造社的弟兄们，从上海滩“逃”到东京湾来的吗？倘若继续往前走的话，这不也意味着自己将使心爱的“创造”女神钉死在十字架上吗？电影散场后，他独自坐在觉音堂畔的一座小亭子里，回顾、追悔、思索。阴郁的天气，荒凉的街头，无尽的哀思。民厚南里局促、拥挤的住房，挚友仿吾含笑沉思的面庞，通宵不眠的赶稿，紧张伏案的校对……镜头在旋转，旋转，昔日一切平凡的事务，现在都成为珍贵的回忆。泪水渗出了眼角，《创造》啊，《创造》！沫若多么响往立即回到你的身旁！
这时由仿吾独力支撑的《创造周报》已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周年的那天宣告停刊。当仿吾在清理《创造周报》的大量余稿时，站在一旁的周全平看了觉得十分可惜，便建议再办一个刊物来弥补这个缺憾，以尽量容纳周报容纳不了的好稿子。于是，周全平与他的伙伴儿贻德、敬隐渔和严良才开始筹办《洪水》半月刊。他们写信告诉沫若，沫若表示热烈支持，衷心希望他们努力办好这个刊物，“《洪水》的封面字便是他用破笔蘸了蓝墨水写好寄来的，因为那时他没有毛笔和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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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穷得连象样的笔墨都买不起的郭沫若，而今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即翻译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边读边译，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拍案叫绝，深深感到那些平日把列宁当成暴徒看待的传闻真正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天经地义，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数马列！不过该书内容也有沫若所不满意的，那就是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沫若认为这实在不是马克思的本旨。
从春末到夏初，费了两个月的光景，沫若总算完成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全书的译述。他的态度十分认真，特请友人何公敢借来《Soviet Russia》（即《苏俄杂志》），据此将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又校改了一遍。七月一日已是夜半时分，他校完了末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的最后一句，虽然感到头胀、腰痠，十分疲乏，但大脑却格外清醒、亢奋，便情不自禁地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上了一段“附白”，其中说：
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
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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