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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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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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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