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于1896年交卸两江事务。返回湖广本任，以更大的规模编练新军，不用洋员作军官，只委洋员当教习，参用德国军制，颇接受了些辜鸿铭的建议。不料这支新军却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首倡者，这也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西用毕竟难以中体，纺织机、洋枪洋炮是带了西洋人的魔咒来的。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张之洞也非常强调文教建设。张之洞对传统的书院建设一直是不遗余力。早年在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会德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到湖北后，因在中法战争中弹劾李鸿章，受到降五级调用处分的梁鼎芬追随张之洞到湖北，张之洞委派他主办学堂事务，在湖北办起了一系列的书院、新式学堂。
在旧式书院制度中，引进时务，对书院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创办的书院主要有：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辜鸿铭极为佩服的沈曾植就在该院执教江汉书院此外，兴建新式学堂多所，主要是实业学堂：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当此天下攘攘不安之际，中国的学人、士子、思想家、封疆大吏正苦思救国之方。
1895年，第一次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多方联络，成立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列名其间多一时显宦名流。颇负时望的张之洞也同强学会多方联系，一时奔走张之洞门下者，不计其数，时人称：现今有为之士，不走北洋（李鸿章），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
被舆论推为能够挽救天下大局的朝廷柱石。11月，张之洞委梁鼎芬随康有为由江宁抵上海，组织上海强学会。一时维新人士竟相奔走于张之洞门下。同时张之洞亦希望入京，主持变法。北上不成，老于世故的张之洞看穿了大清王朝慈禧和光绪的矛盾，首尾两端，一方面支持维新人士，一方面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章太炎作《排满论》一文，受张之洞指使的梁鼎芬大怒，口呼“反叛”、“杀头”达百数十次。
同时张之洞亲召辜鸿铭商讨时局，与辜鸿铭多方讨论，接受辜鸿铭的论调：“欧美主富强，务其外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也。”于1898年4月撰成《劝学篇》，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辜鸿铭深悉此文旨趣，意在：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即以张之洞有《劝学篇》，而免予追究。清政府把《劝学篇》看作张之洞的一大功绩，很快三易版本。据称，发行达二百万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很快被译成英文、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此时，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归来的严复，报效无门，看到日本的强大，同到英国学习海军的伊藤博文大展身手，领导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心中无比苦闷，致用无路，索性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社会思想，求西方所以富强之道，发愤著述，于1898年出版斯宾塞的《天演论》。
严复（1854 一1921）字又陵，又字几遭，晚年号府玺老人。福建侯官（福州）人。1866年至1871年，在福州船政局学习，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总办近二十年。留学英国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甲午战后，深受刺激，痛感必须维新变法，才能免亡国之祸，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5年至1898年间，翻译出版《天演论》。陆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阐述变法图强的文章，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但其主张日趋保守，认为中国变法不可期之以骤，认为君主立宪乃大乱之道。戊戌维新后，继续从事译述，十年间译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名学浅说》、甄克斯《社会通诠》等书。特别是《天演论》影响巨大。1915年列名筹安会。晚年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德川幕府时期长州藩士出身。1863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积极参加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明治初年，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兵库县知事。1873年任参议兼工部卿，1878年任内务卿。1885年起四任首相，1885年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订《天津条约》。1888年起三任枢密院议长。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日方和谈全权代表，迫使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曾任台湾事务总裁。1898年9月来中国，对康有为等维新派表示赞助，企图操纵中国政治。戊戌政变发生后回国。1906年任特派大使，与朝鲜订立《日韩协约》，首任朝鲜统监，并封以爵。1905年10月26日，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
严复、伊藤博文这两位同在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命运、成就却是天渊之别。令人感叹。潜心学习社会科学的辜鸿铭自西洋归来，沉郁下僚，也是感慨良多。
1898年春天，严复翻译的斯宾塞《天演论》全部完成，一时毁誉毕至，纷纷扬扬，意在倡导学习西方，着眼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直接了当地说出世界民族竞争大势，强权世界的公理，佑启后人。一代伟人鲁迅先生、毛泽东等无不受到《天演论》的影响。此书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震聋发聩的炸药。二十世纪初，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不受其影响的罕有其人。1840年以来的中国恰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的典范，现在是如何竞、如何适了。
严复的这篇名译，却引来辜鸿铭一席臭骂，著文驳斥说：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也，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之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日：“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魇。”列强以竞利之敌，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耳……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辜鸿铭以为《天演论》那一套“优胜劣汰”的道理，没有什么高明，其实，早在数千年前，《中庸》中就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这八字实早已说尽一部《天演论》，今反复词费，矜为创造，实没有必要。
此时恰逢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向西方人输出中国文化，认为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此其毕生之志，从1883年起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始，即奠定了其日后的写作模型，以不懈的努力向西方证明：
第一，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
第二，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在他英译的《论语》中也忘不了对其意理上的敌人抽上几鞭子，其矛头指向如斯宾塞等人。
现在人们谈论“进步”，进步也者，据歌德而言，其意味的是人类“进步成更加‘像人’”。由是观之，中国在两千年前，似乎在文明上已有了真的进展。辜鸿铭很看不起译述西人著述者，特别是严复和林纾。曾讲了个辛辣的故事嘲笑这些翻译家，说：当年陈立秋侍郎名阑彬，出使美国。有名随员徐某不懂英文。一天，徐某拿着英文报纸，看得颇为入神。使馆的译员看到他看英文报纸，觉得很惊讶，问：“你甚么时候学会了英文？”徐答说：“我本不懂。”译员说：“既然不懂英文，看它干什么？”回答说：“我认为英文固然我不懂，但看你们的翻译文字，同样不懂，还不如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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