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职务后，经上奏朝廷得到皇帝上谕：“候选道蔡锡勇，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候选知府沈嵩龄，广东候补知州凌兆熊，候补知县赵凤昌，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均著发往湖北，交张之洞差遣委用，钦此。”
除了这些已有候补头衔，已入大清官级的官员们，非得经过正式调用外，张之洞还带了一大帮子幕僚。从广东带走一大帮子幕僚，对张之洞来说，乃情非得已。大清王朝选举任用官员：全归中枢，地方官员不得自己选拔僚属。为了解决地方行政的千头万绪，必需方方面面的人才，所以，地方官员不得已，多养幕僚，以备专务。
张之洞在此世变日亟的势态下，也不得不储才幕府，以图洋务。辜鸿铭、梁敦彦就以幕僚身分，跟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府去了。
张之洞对他的几位手下期许甚高，一行人坐船北上时，抵达汉口的前夕，张之洞慨然叹道：“吾辈鞅掌为常，转籍道路为休假，明日又将治官事，愿无忝六君子之称。”张之洞所谓六君子者：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赵凤昌、辜鸿铭，还有张之洞自己了。可见张之洞对他一班手下期许之一斑了。
张之洞一行到湖北后，从两广开始的洋务努力，在两湖之间，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和一班幕僚的精心策划，成绩也不容小觑，结出累累硕果。
一、湖北炼铁厂。
二、湖北枪炮厂。
三、湖北纺织官局。
四、采矿。
蔡锡勇、辜鸿铭等精深的西洋知识对张之洞帮助极大。这些设施多用德国技师和德国技术，因此主办德文译事的辜鸿铭下了不少力气，出谋划策，搜集资料，监督洋员。
在开采大冶铁厂时，就遇到德国技师首先将资料呈报德国政府，引来德国人的觊觎。最后在辜鸿铭的帮助下，严辞拒绝，但还是同意优先聘任德国技师。几经周折，1894年才告竣工，西方人大为震惊，视为中国觉醒的标记，惊呼“黄祸”来临：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尤可虑也。
——《东方杂志》第七年七期译西报《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之黄祸》甚至预言。不久，湖北将成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日本人更是惊叹不已：登高下望，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是为二十世纪之雄厂耶！
然而不幸得很，洋人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炼铁厂一帮长袍马褂的官员，到处指手划脚，最后竟成了彻头彻尾的不中不洋的怪物，终于步履维艰，落入日、德等国洋行的囊中，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同一命运。
整个工厂用的是全套西方人的技术，铁厂的总监工是英国人贺伯生和比利时人白乃富，总设计师是英国人约翰生。辜鸿铭一次同这几位闲聊，对铁厂的命运大肆感叹：“香帅办铁厂，好是好，可惜是只有模样，没有精神，终有一日会办不下去。”
这几位洋大人不知他要发什么感叹，只是齐齐看着他，他却毫无顾忌，继续发挥下去：“香帅的铁厂，主管人员都是刮地皮而来，裙带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排场应酬无所不在，只不过是给官僚添上了挂名职位而已。”
贺伯生点头答道：“先生为何如此看不起这铁厂呢？我看这铁厂就气壮如牛呢！”
辜鸿铭当即发挥道：“这件事情，说白了，不过是徒有其表，不得精髓，单知道效法，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依样画葫芦而已。据说，嘉道间，海禁初开，有一西洋人衣服破弊，找不到做衣服的西洋人，没办法，只好找个中国裁缝，问他能不能做西服，回答说，只要有样式就行。那西洋人拿了一件旧衣服去，过不几天，新做的衣服就送来了，剪裁缝制都没有差错，只是有一样不好。”三人一听齐问：“有何不好？”
“那人拿起衣服，即看到背后剪去了一块，然后补上一个补丁。那洋人奇怪得很，问其缘故，答说我是照你的样式做的。”
听得众人齐声大笑，辜鸿铭笑着说：“不仅香帅如此，当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如制衣匠一般，只求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工厂之中，赫然一小衙门，衙门作风，不复知工厂与衙门有何区别。”
辜鸿铭此论甚确，洋务之病恰在于此。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洋务企业多是这等命运，这也是清王朝的痼疾所在。
张之洞在湖北主办新政，无非是传统的皇家作坊的新式工厂而已，主持这些工厂的，不过是张之洞手下的那些仕子，他们只知辞藻华美，不懂西方工业居然竟是资本家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经理人才管理。何况我天朝自古耻为商人，有无奸不商之说。谁知这些主办洋务的人员不仅不懂洋务，而且随意指手划脚，仿佛衙门中的官僚，动辄以政令为务，主观臆断成风，奸诈不法，比商人犹有过之。头脑中尽是升官迁职，发财美梦。这些人只知道裙带之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只喜欢排场，大肆挥霍。每一出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互相观望，指望张之洞裁决。
最大的难题还是派了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无所事事，为一点私利开除熟练工人，宦佣生手，只会拿着竹片，殴打工人，比之日本之理财之道有天渊之别。
张之洞手下主办洋务的人蔡锡勇、辜鸿铭等皆是思想旧、手段新，力图以新手段维护旧思想，如此一来，其命运可想而知，但辜鸿铭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曾感慨地说：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人诟病，后之君子，倒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余诮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则数十年，其得财者，瞧洋场之买办为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日：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张之洞的新政如此，当时中国的时风更是如此，官吏经商，本来是受明令禁止的，无非防其假公济私，并非其身分高于商人。自古以来，一班官吏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对于商人则趾高气扬，有不屑与之为伍之意。同治光绪以来则不然，人心好利，更是前无古人，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殆欲于直接取民以外，再借助于间接手段，与民争利，搜刮财富。而这一帮官吏为商，眼光直指利润，对开矿建厂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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