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即率红军分兵多路,向敌纵深揳入,四面开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败军!
刘神仙没有能挽救刘湘的命运,历史很公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祈求神助,岂不是荒谬至极?
那疯狂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川陕边赤匪”的刘湘,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得连忙向蒋介石请罪叫苦:“……六路围攻,官损五千,兵折几万,耗资一千九百万,无功而返,实属在下无能。然共军日益强大,不可纵之任为,还请委员长大力援助,重振川军雄风,共谋剿匪大业……”
刘湘的惨败喜煞了川北军民,他们到处歌唱:
刘湘老儿瞎了眼哎,
竟把妖人当神仙;
一宝押错输了个尽,
损兵折将五、六万。
红军才是真正孙大圣呀,
定把那妖魔鬼怪全杀光哪全杀完!
就这样,在川北的舞台上,在美丽的巴山蜀水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和广大群众一起,上演了一部部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一座座丰碑,千古不朽!
※第七章 万里路征程艰 星火遍地传
“六路围攻”惨遭失败,川军分崩离析。
蒋介石大为震怒,通电责骂四川各路军阀:“尔等均畏匪如虎,望风而逃。相互猜忌怀疑,捏报战情,淆乱是非,致任匪驰聘,如入无人之地。犹以罗泽州奔逃最快,捏报最甚,不惟牵动全线战局,亦足动摇各路军心,不撤职查办,难定军心……
为稳住战局,蒋介石一面给刘湘打气,让其“提挈进剿,以资振作”,一面命令杨虎城出兵“以资呼应”。并令其嫡系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相继人川,以贺国光等人组成“驻川参谋团”乘机攫取四川大权,积极筹划“川陕会剿”,企图对我军发起新的围攻。
金秋10月,本应是收获的季节,川北却农田荒弃,废墟一片,疾病蔓延,一派萧条。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粮食、食盐、衣被、药品严重匮乏,物资短缺,补给困难。他们即将面临的又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胜负难以预料,四方面军的前途难以定论。
这一切,王树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心痛刚建立不久的苏区又将遭受炮火的蹂躏、他同情广大贫困百姓又将流离失所,拖儿带女举家迁移。他心里沉沉的!
秋意萧瑟,凉风习习,这更增添了王树声心中的寒意。反六路围攻后方面军兵力只剩下六万余人,而敌人此次“川陕会剿”各路集结兵力达二百个团以上,红军明显地处于劣势。王树声并不惧怕凶猛的敌人,他深知革命要成功必定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他只是在急盼!
望着西沉的落日,王树声愁眉难展:“中央红军,你们到底在哪里?”
他心中千万次地呼唤着。自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围剿”以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联系极其困难,几乎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统一部署行动,王树声心里真没个底。
急呀,盼呀,就在王树声指挥方面军打响广昭战役的当天,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电。指示电说: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给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困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接到中央来电,王树声有喜有忧。喜是因为有了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今后红四方面军可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忧则是因为中央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中央红军的处境肯定相当艰难。因此,红四方面军头等紧要的任务,是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1935年1月。旺苍坝军事会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来电的精神,进一步讨论如何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
为顺利实施渡江计划,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一方面出击陕南,以迷惑敌人,调敌北上;另一方面由王树声率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
王树声与参谋人员一道,沿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寻觅战机。最后,选中了苍溪、阆中一线为主要渡口。在苍溪塔子山附近,有个王渡场,山大林密,是隐蔽造船的理想所在。王树声发布了总动员令,让广大将士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造出一批战船和几座浮桥,保证渡江计划顺利实现。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先后攻占宁羌、沔县、阳平关等重镇,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和川军的注意力。
2月7日,蒋介石的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电告孙蔚如:“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虑,汉江上游形势严重,似宜侧重陕甘边区,兴安一带部队应移置汉中,以便较易策应。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泵、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正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
显然,敌军上了红军的当:调整兵力部署,增兵川陕边境,减弱了嘉陵江沿岸江防力量。红军实现了陕南作战的目的,于是停止进攻,撤出褒城之围,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但是,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告知中央改变原计划: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个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中央来电后,王树声几夜没合眼,思虑了许久,连夜找到徐向前总指挥。
“徐总,我认为方面军的渡江计划不能改变,我们已没有退路了!”王树声沉重地说。
“是啊,陕南作战虽牵制了一部分敌人,但刘湘、田颂尧乘隙夺取了巴中、通江、仪陇、万源等地,川陕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如不渡江作战,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徐向前与王树声的意见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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