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离开孩子，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了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
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着茫然的孩子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 ＊ ＊
1977年11月8日，一列专列开出北京，沿京广线向南风驰电掣般向广州驶去。
车上坐着罗瑞卿和邓小平，他们此行是与已在广州的叶剑英商筹军委全会事宜，主要是研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
一上车，这两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就在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这次全会，怎么提“纲”？
列车在不息地奔驰着，这两位老战士的思想也在急速地运转着。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认为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仍然束缚着全党的思想，军队要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便寸步难行。但是，要立即完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目前还不到火候。
列车从北向南穿行，两边的景色日趋明朗、清新，他们的思想也在讨论中明确起来。
第三天，当列车快驶抵广州时，邓小平掐掉已经结了很长的烟灰，把手往胸前一收，说：“就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目前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好啊，这样提法务实，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就这样办。”
当火车抵达广州时，他们神气清朗、胸有成竹地下了火车。
一下火车，负责主持起草全会文件的罗瑞卿便投入到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中，组织对会议文件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让秘书给北京军事科学院打电话，查询核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反复查询、讨论、修改中，罗瑞卿对工作人员说：“如果有人要挑‘刺’儿，就可以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关系的论述为依据，说明，军队可以允许有具体的工作路线。”
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军队还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儿也挑不出来。”
文件起草工作于20日结束，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即（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强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的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即《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8日，邓小平讲话，指出：“这次军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环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在全国迈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步。
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年4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月12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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