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队伍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军区和一一五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战斗，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先后共培训五期约一千五百连队干部。在工作中，巡视团还正确处理了部队执行政策中的问题。发现和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部队的偏向。巡视团还同当地部队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少同志英勇献身。1942年9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
在太行山上，处处活跃着罗瑞卿生气勃勃的身影——
他上任伊始，即注意抓干部的学习，并且亲自制定了机关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干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在每年的“学习节”（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大会作报告，总结和布置学习。下基层时，他把学习情况作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的一项具体内容。他每到部队常把指导员集合起来见个面，讲几句话，然后坐下来搞时事测验，检查部队干部看不看报纸，关心不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一次测验，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谁？
一个指导员回答说是“罗斯福”。全场为之哗然。罗瑞卿严肃地说：“不看报，不学习，姓罗嘛，他也姓‘罗’，我也姓罗，都姓罗。可我罗瑞卿不是资产阶级的头子啊！”同志们都笑着点头称是。他因势利导，告诉大家：“我们部队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知识太少、文化水平低；而我们同日本鬼子斗争需要知识，斗争非常复杂，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懂。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再学习。”
他把文工团的工作作为实现政治工作的重要途经。他经常亲自过问“抗大”文工团的创作演出。他平均每两周即要到文工团去看看，或将文工团的领导请去汇报工作，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指示文工团要配合部队中心任务，反映战斗生活，经常给文工团出主意，写什么，怎么写。他还要求文工团作为政治工作助手，要会做群众工作，会宣传鼓动，会写标语；要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文工团的团风。“抗大”经过“小长征”胜利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罗瑞卿联想到红军过金沙江后，国民党追兵在江南只捡到几只破草鞋的故事，对大家说：“这次小长征，日本兵什么也没有捞到，在同蒲路上只捡到一只破草鞋。”
于是，文工团的金沙、吕班创作了活报剧《一双破草鞋》。剧本上演时，台上描绘的日伪妄图消灭“抗大”而一无所获的窘态，令抗日军民捧腹大笑。“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团以岳飞风波亭被害的题材，创作了历史京剧《亡宋鉴》，借叙述南宋主战派岳飞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从抗敌前线召回，被害于风波亭的故事情节，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害新四军的罪行。看过演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罗瑞卿对此剧评价很高，并专门调文工团到野政驻地桐峪镇演出。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抗大文工团在太行山区名声大响。一有演出，当地老乡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早早便把演出场地坐得满满的。在桐峪镇，这两句话可说是家喻户晓：“没有五盏灯的戏不看（抗大有五盏汽灯），没有咬牙的讲话不听（罗瑞卿在反“围剿”战斗中右腮受伤，虽伤愈，但留下了伤残，讲话时极像咬牙切齿的样子）。”这两句话，流露出当地群众对抗大文工团和罗瑞卿同志的衷心欢迎。
他关心每一位干部的成长。对在野政工作的干部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他了解到野政的一位知识分子过去曾因被俘而脱党，因为这样的人重新入党需要主要干部作介绍人，因而他的入党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罗瑞卿掌握这一情况后，亲自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资格审查，然后找他谈心，鼓励他说：“你已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具备了入党条件，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谈话后，他又约了北方局社会部长兼野政锄奸部部长杨奇清一道作这位于部的入党介绍人。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那位于部和野政的干部战士感动不已。
对于文工团的干部战士，他也从生活和思想上处处关心他们，反“扫荡”时，由于文工团除了同大家一样行军外，到宿营地还要排演节目，罗瑞卿就让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个背包罩，出发前将被子往里面一装即可。别的部门均无此“待遇。”他曾经多次找团长杨恬谈话，每次都要问及他们的入党问题。他说：“对这些人不能按战士那样要求，文艺工作有文艺工作的特点。”文工团有位说大鼓的演员，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就是有时不够检点，许多同志抓住后面这一点不放，入党讨论一直没有通过。罗瑞卿多次过问此事，最后说：“你们不介绍我介绍！作为特别党员！”
他是野政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来到太行山后，他仍然热爱体育运动。
尤其喜欢打排球。在麻田，每天晚饭后都能在喧闹的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他个子高，打九人制的排球，他总是站在前排中，既可扣球，又可拦网。
战士们都风趣地叫他“球掌柜”。那时，八路军正针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政治攻势，而罗瑞卿在球场上如同在战场一般，扣球的攻击性很强，于是大家借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送了他一个“政治攻势（师）师长”的绰号。他打球不肯服输，只要对方赢了球他就喊道：“再来，再来！”直到打赢才肯罢休。他走到哪里，便把欢快的笑声带到哪里。一次，野政机关在学唱一首苏联歌曲，教唱歌的是一位河南籍的女同志。当教到“悦耳很动听，使人听不厌”两句时，这位女“教师”的河南口音听起来却成了“悦耳很动听，‘死’人听不见”。罗瑞卿便打趣地问道：“你这两句是啥子意思嘛？
‘死人’就是听不‘见’嘛！”话刚出口，哄堂大笑。
在工作中，他拿起了笔杆子，结合新的任务和工作实践，写下了一系列谈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4月3日。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
在通往桐峪镇的路上，北方局党校的女同学们正簇拥着一位满脸洋溢着幸福与腼腆的姑娘走来。她们一路上唱着歌儿，说说笑笑，不时地逗一下那位姑娘。这位姑娘叫郝治平，她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身，脸庞清秀，性格文静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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