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成为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的一个转折点：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就跳之势。
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有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槁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些。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
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定。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他已经把会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
黄克诚等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十分震惊。
会后，彭德怀对毛泽东说，他的信是供毛泽东个人参考，不应印发。
但是，事已至此，彭的解释又有何用？
中午，彭德怀回到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对面而坐，谁都没有说话。
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就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处。黄克诚反复思索，就是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当晚，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的电话。
“总长，我们想和你谈谈！”
“谁？”
“有我周小舟，还有周惠、李锐。”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不要来吧。”
“我接受不了，一定要去。”周小舟坚持道。
“那么……来就来吧。”黄克诚见周小舟很坚持，也就让步了。
三人中，周小舟特别激愤。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克诚处不好，可是未能阻止住周小舟。
谁能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呢？周小舟等三人都有火气。
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
李锐说话带着气：“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比较冷静：“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劝他们说。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道。
“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说道，“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
周小舟平静了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三人正准备走时，恰遇彭德怀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彭总，我们离右派只三十公里了。”周小舟对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彭德怀说道。
李锐觉得不太好，示意周小舟走，说天晚了。
周惠一般比较谨慎，什么话也没说。
随即，他们三人起身出来，各自归去。
正巧，他们出门时，被人遇见了。后未，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7月20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火力大大加强了。会议开始转入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等的斗争阶段。有人称为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等人只有作检讨的份了。
当天，黄克诚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自己只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7月30日一早，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去谈话。
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历史问题，说了解黄克诚的历史情况等等。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
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表示不满。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用手指弹了弹烟灰。
“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黄克诚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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