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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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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1952年8月。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

  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

  “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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