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靠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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