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①“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①姬鹏飞1982年11月与《陈毅传》编写者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盛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优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象快刀割韭菜，一倒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对当时他个人处境的分析，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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