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吗？苏班德里约一筹莫展地走了。陈毅此时发现：由于印度代表已离开，咖啡厅里留下的各国代表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代表身上，这正是一个放手做工作的好时机。离宴会开始只有85分钟了，要抓紧！陈毅放大讲话的声音，吸引一些外国代表团成员围拢上来。最先靠近的是一位中东国家大使，方才6国小组会参加者之一。陈毅坦率地说：“你们这个小组会决议很不好，宣布出去，世界上会认为你们这些亚非国家不成熟，22个国家这么些外长、大使，连这常识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要交给首脑会议。如果这样我感到羞耻。这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谈什么反帝反殖伟大运动？”大使点头赞同道：“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
另一国家代表吃惊地表示，这些情况他根本不了解，国家小只派了他一人来，住了几天还未弄清争的是什么问题。陈毅于是扼要明了地将前后情况及利害关系跟他说了一遍。他恍然道：“我要坚决反对邀请苏联参加，要保护亚非国家利益。”他离开陈毅，又向周围其他代表们宣传听到的情况。
人们接二连三来到陈毅和其他中国代表身旁，经过争分夺秒、积极努力的工作，休息厅里形势变了，绝大多数舆论转到中国这边来了。8点钟宴会开始，陈毅抓紧时机，还在和邻座的巴基斯坦外长交换意见。
宴会后，夜里10点，会议继续进行。因许多国家对6国小组决议不满，大会主席将小组会扩大到包括中、印在内的12国。咖啡厅的工作发生了效力，许多国家态度趋向明朗，经过一场争先恐后的辩论，很快形成这样一个局面：除印度、锡兰坚持邀请苏联外，其余10国均表示反对。印度代表被置于进退维谷、相当孤立的境地，如再逼下去，他有可能退出会议，这将导致会议破裂。怎么办？大会主席抽身离开会场请阿富汗代表代理主席职务，印度代表说话的调子也有所降低，陈毅立即与身边几位中国代表团员商议，“攻势”应适可而止。然而问题如何解决呢？成败在此一步了。
陈毅起来发言说：“我非常痛心，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一定要提出苏联参加问题，使我们亚非会议走向破裂呢？从根本上说，我是愿意与大家合作，也愿意与印度代表合作，把会议开成功的。我们不能允许把亚非国家的利益出卖给某个大国，但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我们还要照顾到亚非团结的大局，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因此我建议——关于邀请苏联参加问题的决议，可以这样写：有的国家主张邀请，有的国家反对，有的国家建议推迟到首脑会议上去讨论，有的国家反对提交首脑会议。因此，没有就这问题达成一致协议。”
会场一片交头接耳之声。辛格经过几分钟紧张的思考之后，看看别无良策，终于同意了陈毅提出的方案。代理主席赶紧宣布小组会结束，立即按中国代表团意见起草决议案，提交明天的大会讨论通过。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按国际惯例，筹备会上“没有得出一致意见”的问题，是不能列入首脑会议议程的，更何况根据万隆精神，在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不能强使会议接受部分或某些国家的意见。因此，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最终否决了印度提案，而又保留了印度代表的“面子”。
会一散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便上前紧紧拥抱了陈毅，动情他说：“我今天真正看到万隆精神，感谢你促进了会议的成功！”大会秘书长、印尼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陈毅元帅在本次会议、中为维护万隆会议所做的贡献，对他民主的顾全大局的精神，我要行脱帽礼表示感谢！”
第二天大会重新开始，顺利通过了12国小组会决议，陈毅疲倦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明朗的笑容。他和代表团同志们，变被动为主动，为亚非团结事业，最终赢得了一局风云莫测、奇正相生的险棋。
对于世界政治局势来说，从1964年到1965年，可谓“多事之秋”。
1964年10月16日，两条惊人的消息同时震动了全世界一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5年前正是赫鲁晓夫撕毁了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协议，而今天中国独立制造的原子弹恰巧在赫氏下台之日震撼了全球。
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且关注着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核大国之后会有什么新的行动。10天之后，法国《快报》周刊登载了陈毅对该刊记者的一次谈话，标题为“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陈毅谈了有关原子弹的3点看法：
“第一，中国是根据7亿人民希望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根据有没有核武器。
第二，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不是核武器制造了人。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人类最终将能消灭核武器。
第三，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以便最后销毁这些武器。我们将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么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又将如何？中共中央很快派出了周恩来、贺龙为首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但令人失望的是，苏共新领导非但没有改善关系的诚意，而且准备在次年3月召开分裂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达到谴责和孤立中国党的目的。中国党的态度则是“仁至义颈。1965年2月接替赫鲁晓夫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访越途中停留北京，周总理与陈毅在机场与他谈话时，作了尽力劝止的团结工作。柯西金归途中第二次路过北京，提出想见毛主席一次。陈毅反映了这一情况，考虑到这场斗争重大严峻的意义及对中苏两国人民负责到底的目的，建议主席还是一见为好。主席欣然采纳，于是便有了他与柯西金那次著名的谈话。
1965年3月1日，莫斯科会议果真开了场，它对国际共运的发展方面毫无成果可言，倒成了另一个标志——国际共运内部产生了大分化。至此，“社会主义阵营”即便是在名义上也不复存在了。战线在重新划分，力量要重新组合。这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
越南战场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美国不断采劝战争升级”行动以至轰炸了越南北方。1965年3月陈毅访问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时，3国领导人都对越战局势充满忧虑，要中国去劝越南人不要再打下去了。陈毅这样回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把中国的影响估计过大了。是和是战，只能由越南人民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是无条件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当然，朋友们的和平愿望我们是理解的。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希望你们去劝劝美国人，早日从越南撤走。
这年4月，正当B—52重型轰炸机对河内、海防等越南北方城市大举轰炸的时候，周恩来、陈毅秘密来到了炮声不绝的河内，冒着危险往来于弹火之下，亲自与越南领导人商量安排援越物资的品类、数量、运输、供应等问题，这是对越南人民坚定无私的支持。
激烈的动荡和分化是全球性的，非洲也在振荡。
1965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离京飞往开罗，并将飞赴阿尔及利亚，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在飞行途中接到导航站转来的电讯，说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首都局势。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成了问题。陈毅与周恩来在开罗停留3天，反复研讨了阿尔及尔局势，并与阿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之后，陈毅于22日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枪声未绝的阿尔及尔，实地了解情况。随行的保健医生带着外科手术缝合包和抢救药品以防万一，而陈毅早已将一切危险置之脑后，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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