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等去研讨。大家认为写得精彩之至，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马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诱我吞下金、马两岛的“钓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策略眼光。陈毅后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见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融为一体，成为这场斗争的特点。前线军事对峙的同时，中断了9个月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得到恢复。炮击的同时，又辅以政治心理攻势。杜勒斯愈加被动，因其僵硬滞重而干脆被称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加拿大众议院合作联盟领袖哈曾·阿纠语）。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进行的这场斗争，就不能不是这样一个结局：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围绕着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常陈毅对美国并无偏见仇恨，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180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1959年2月，他病中，陈毅曾向人们推荐过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兰基督教会所做的一篇讲话，其中已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可见社氏并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华沙谈判，陈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与美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对中、美关系总体上的考虑，陈外长有过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陈毅访印尼时，有位《纽约时报》记者请评论一下中、美关系。陈毅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好。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考虑一下，用一支强大的第7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怎么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主动。
与美国相对的，还有另一个大国苏联。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这本来不足为奇。但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之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分歧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公开化了。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10月2日双方开始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这样的会谈当然谈不拢。然而这次会谈加深了对问题的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继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新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近代中国有志改革的优秀人物曾长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寻求真理，包括青年陈毅在内，而最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将马列主义送来中国的。
“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又招致革命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负伤的陈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这时起，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划时代的转折。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陈毅随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亲切接见。斯大林为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这使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为感动。但即便如此，陈毅也不盲目崇拜苏联，而是独立思考和客观地观察苏联。他看到了与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阴暗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值得忧虑的前途。
果然，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方面拒绝。然而赫鲁晓夫来访之日为此事受到中方责问时又矢口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事实，令他语塞。碰壁之后他并未改弦更张，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和公开中苏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边缘。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作出何种抉择。
“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陈毅1963年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作出这样的抉择需具有极大勇气。1959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境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就在第二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国党发难并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愤慨。陈毅在8月4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深沉他说：中国经济受损失还是小事，对两国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尽管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时仍以团结为重，热情地欢送苏联专家。陈毅在欢送晚会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密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我们一向把专家们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毅对苏共“老子党”的作风，是警惕的，经常对有关工作人员指出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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