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十分注意辩证法，两点论。他在透彻批判的同时，也充分肯定1954年民政系统很大的成绩；也指出有些地方对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运用政权去领导各项建设，认识不足，做得不好，甚至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轻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是应该批评和加以提醒的。民政部门在这些方面提出建议，促请党委和政府注意，是应该的。
显然，这样的解决，符合中共中央当时的大政方针，符合毛泽东主席的想法，也符合公布不久的宪法的规定。
陈毅在紧张地主持着民政会议转轨的同时，他还得分出许多时间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两个全国性会议的掌握和筹备。这两个会都是要“吵架”的会议。一个是1954年12月5日到1955年1月8日的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另一个是1954年12月30日到1955年1月5日的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这两次会都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特有的朋友——民族资本家们。
本来，国务院分工不该陈毅来管，可是中央指定他召集。
这显然是因为他从1949年5月以来一直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最密集的城市，一直在与资产阶级交朋友、作斗争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显然也是中央对他在上海创造性地执行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就的充分肯定。的确，比起处理“民主建政”来，陈毅在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有把握得多了。
不过，这毕竟不是上海一个局部，而是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国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大问题。
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当然是为了讨论怎样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就是说1955年要把多少私营工厂变成公私合营工厂，1956、1957年又怎么样，怎么组织领导？可是会议开始后，各地代表，特别是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代表反映一大堆问题。最集中突出的反映是现存的私营工厂生产发生严重困难，一些主管工业和原材料的部门有只管国营，不管私营，只管企业合营，不管生产安排的倾向，定货任务不给私营厂，象第一机械工业部60万部水泵的生产任务全分配给了国营厂，私营厂一部也捞不到。私营厂接不到定货，搞不到原材料，就要停产，发不出工资，有些工人就向党委请愿。
还有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工作中的急躁、简单态度。
本来改造应是逐步进行的，有的干部却抛开“逐步”，而想“一步”完成改造；有的企业一搞公私合营，马上搞一长制，把私方搁在一边；有的只愿意接收资本家的企业，不愿意安排教育资本家的人。资本家说怪话：“干部昼夜忙，资本家晒太阳。”“公方是直达快车，私方是虚设一站。”“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
还有就是搞公私合营工作的、到合营厂当公方代表的干部中，有不少入学习不够，质量不高，并且不安心工作，说是“到156项建设单位工作的是优秀干部，搞公私合营工作的是‘生锈’干部。”许多地方并且没有专管公私合营工厂和干部的部门。
这种种情况，特别是生产没有统一安排、公私未能兼顾的情况，如不迅速切实地解决，公私合营的工作难以扩展，计划当然难以制定。
陈毅当然很理解这些情况，而且敢于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这情况，他是不怕按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去关心和照顾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
陈毅很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陈云听后便约“八办”的干部去谈；因为这些问题牵涉面太大，陈云又约陈毅及“八办”许涤新等一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
问题展开了，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陈毅指出了几个倾向，特别认为“目前批评一下不统一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毅意见，并指出：我们的主要缺点，是在处理私营工商业及资产阶级的问题时，既不研究情况，又不同人家协商，也不估计后果，就片面处理。
毛泽东指示说：公私合营就是去解决矛盾的，把私方利益纳入公方之中。
私营工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把它和公方拉在一起，加以调整，发挥它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消除它最大限度的破坏性，达到解决矛盾。很明显这个工作乃是总路线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工业中，原料和定单（生产任务）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
陈毅在1955年1月7日传达了这些指示。
毛泽东还指示陈毅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
陈毅更把会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向直接领导这次会议的陈云报告。
陈云在12月31日于中南海怀仁堂向会议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对会议的顺利进展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1月7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给会议作了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强调了统一安排，统筹兼顾，还强调了既抓合营工业的企业改造，又抓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总结报告贯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成果，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并确定了1955年的扩展合营计划和1955年到1957年的扩展合营计划。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陈毅邀请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63人，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出席扩展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代表一起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会议在一周内开了4次。开始，有些工商界委员“摸不清行市”，抱定“哑巴进庙，光叩头，不开口”的态度。陈毅在会议上鼓励启发，在会外通过工商联、民主建国会进行酝酿，陈毅自己并与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等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交谈。结果“发言者由迟疑而踊跃，最后两次会议上则大有争先恐后之势。”最后由陈云作了有关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方针政策的报告，还说国营厂要“吐”出一部分任务来照顾私营厂；由曾山、吴波、许涤新等回答问题；陈毅也多次发言，并在会上向党内干部指出一定要重视协商。这样，工商界代表普遍情绪高涨，对共产党更加信任，而且提出资方也要作自我批评，说“收获超过想象”。
1955年3月14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在3月17日将这两个报告批转全国，“即希认真研究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对于报告中所强调的“努力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给予特别重视，指示：“目前的情况是重视对企业改造而忽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是必须纠正的，两者应同时抓紧才好。”陈毅在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组织工商界代表人物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同他们进行充分协商，就是将阶级斗争引向公开、合法的斗争。只有积极地领寻和掌握这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并适当处理他们的合理要求，批判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才有利于制止和堵塞各种隐蔽、非法的斗争，并克服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与破坏。”这一经验的取得无疑对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关系处理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这是一个正确运用政协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来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的范例。”
1955年3、4月陈毅主要的任务是外事，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这在下一章《外交风云》中将系统地叙述。但这里先提一件“内事”：筹备出国时，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医院，政治局即在北京医院开紧急会议，批准进行手术。3月15日晨，邓小平通知：因周恩来刚刚动了手术，决定他不出席中共中央将于3月2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如4月中旬不能出席亚非会议，拟由陈毅率团出席。陈毅痛感“中枢负责人健康关系甚大，替人最难，并急切难于接手”。陈毅为此极其认真地作了一番准备，为他后来在万隆做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打好了基矗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以后，5月10日，周恩来召集陈云、习仲勋和陈毅3位副总理再次研究分工问题，确定陈毅分管国务院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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