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南巡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和。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据陈毅日记载，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这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陈毅自己是不向党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自己的“亲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陈毅仍然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在出头翻身的时候。从毛泽东的这句话看来，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将大有起伏呢！
因而，陈毅在“仲春”和张茜回到南京故居“旧筑”的时候，其心情既感奋又审慎。他写了4首“感事书怀”的诗，其中到处可见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句子：“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心情承见问，春来冬尽，克奏肤功。向大泽深山，擒伏蛇龙。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幸得长期培育，每愧过失多。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特别是第4首七古，标题直接就是《手莫伸》，其辞句涵义更为显豁，可说完全是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
在这时期，陈毅还做了一件大有利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事。解放军全军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有些人认为不必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在强调正规化时，表现出削弱军队政治工作的倾向。于是，1953年12月召开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上展开了讨论，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指定由陈毅、谭政与罗荣桓一道主持修改工作。陈毅从1927年开始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建设者之一，参加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制订，对这些问题体会至深。当时，在东交民巷开会讨论，陈毅作了内容丰富的讲话，特别是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由来和发展，讲得尤为深透。后由姜恩毅等先起草了“总则”。“总则”由陈毅、谭政审定，由罗荣桓上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交给陈伯达修改，陈伯达却出了错，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给划掉了。
毛主席又亲笔改了回来。在陈、罗、谭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很快完成。1954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行。
4月1日，华东局扩大会议开幕。谭震林主持会议，首先由陈毅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的发言一上来就很有特色：首先传达的真是四中全会的“精神”。他密切联系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实际来讲党内斗争的规律，以便同志们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四中全会的内容。
陈毅发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运用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的原理来学习与传达四中全会的内容。”他说：“按照事物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分化出一部分人来，同样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从我们队伍中分化出一些人来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个题目之下，他联系思想认识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久、功劳大，为什么会反党？”“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无组织联系？是不是他们派进来的？”“斗争是不是过火？”“高、饶都集中反对中央某几个领导人，这些领导同志是否也有缺点？”“高、饶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他们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们的反党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
“联系本身进行检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知人不易、知己亦难’，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对这些问题，陈毅都作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指出主导的方面。陈毅发言的第二个内容是“根据四中全会精神，来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而后，4月10日、11日，他才作对高、饶反党联盟揭发批判的长篇报告。这样的传达报告，给大家的启发就更大了。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谈到三反、五反、高饶联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了这些运动和事件，指出都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改造；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有一部分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毛泽东这次又在较大的范围内提出“伸手岂止高饶”。这些谈话对陈毅的触动颇大，引起他的思考：自己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与毛泽东的讲话对照起来，就显得肤浅，不敢说已从理论上说明了问题。
毛泽东深谋远虑、精细过人，对于他要任甩的人尤其注意。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地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的陈毅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陈毅有志于学习和运用革命理论，为时久矣。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便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0多岁在北京的时候便已开始在报上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论战。三年游击战争那么艰险的环境，他还在研读列宁的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有充分的自觉。
1929年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是自觉地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他在华东局扩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自己“对理论有兴趣，也可作些理论研究工作，但钻得不深。”现在听了毛泽东的评价，更觉于心不安，在日记上写道：“入党31年矣，进步仅此，有何可以自负之处。”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大娘》的妙处也谈到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联盟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当然是深长的。陈毅说他近日内要回华东。毛泽东约他离京前再谈谈。
6月26日中午，毛泽东电邀陈毅同他一起去玉泉山别墅。刚刚落坐，毛泽东便兴致很好地拿出4月1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发言的记录稿来，称赞此文言之有据，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贴之处。毛泽东说全文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
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力去做。陈毅琢磨着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
毛泽东显然早已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说：“不，不要去搞学院工作，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6月27日，陈毅离京南下，心情很是激动。整整24年了。1930年，古田会议后不久，陈毅便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此后一直在“下面”，在省区、在大区工作。如今要到中央，要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了。陈毅眼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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