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军委在电文中还提到：“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陈却有不同态度。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的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电文是4月12日下达并报军委的。军委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军委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渡江战役的许多部队是在4月21日晚启渡的。那是在国民党于20日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之后。但是，这里还有个陈毅经手的插曲。有些部队的任务是20日晚先开始攻击，21日才大举渡江。4月18日，陈毅接到九兵团政委郭化若给总前委的电报：“昨夜宋（时轮）到前方（临江坝附近之神塘河）和聂（凤智）成（钩）及各师研究后，拟于20日夜与打黑沙洲（按：是江心的敌前哨阵地）同时全部渡江，如此较有把握。因如果先一天打黑沙洲，则更引起敌之注意，次晚渡江更不易取得突然性。”
4小时后，邓、陈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但你们仍应审慎考虑，防止下面轻敌。”
※第十一章 新上海市长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或是对陈毅个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
积22年的牺牲奋斗，人民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陈毅本人，则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
共产党在马上得了天下，治天下能否久长？——这样的议论和担心，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都须由实践作出回答。
4月27日，南京解放的第4天，当陈毅偕同邓小平踏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就已强烈意识到新的艰巨使命将落在自己的肩头。在战争年代，他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和朱德一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四军参加制订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项英一起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东进开辟大江南北；在华东、中原战场进行“收京入沪”的战争。
如今，他又将站在经济建设、反帝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的最前线！
“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对接管干部说。结果究竟如何？从北平中共中央到香港人士，从华盛顿到莫斯科，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第一节 务求军政全胜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竟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
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于1月25日在贾汪举行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陈毅一行观览总统府的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中共中央已有“慎重、缓进”的方针，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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