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临行清理”在华野的“行李”，铝合金桌椅给了朱德，收音机送与恩来，这轻装“西去”的调子颇有某种抒情意味。
此信周恩来阅后，特意亲笔批转毛、刘、朱、任传阅。他们都圈阅了，不知是谁还在“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这一句的旁边用毛笔划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视。
陈毅、邓子恢一行，带着数名随员和精干的警卫部队，乘坐吉普车、救护车和几辆大卡车，在5月30日黄昏出发，经馆陶渡口，过邯郸，越太行山。
刘、邓对陈毅、邓子恢的到来非常重视，早已派陈赓率警卫部队专程到太行山南部的晋城迎候。过黄河，到洛阳，又有中野各纵队的负责人齐集到此迎接，并陪同陈毅、邓子恢看了当地著名的豫剧。陈赓还陪同陈毅视察了20多天前陈谢兵团和华野三、八纵队解放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汇报了对洛阳进行步炮协同攻坚作战的经验。
陈赓的介绍使陈毅对攻坚作战的弹药消耗特别是炮弹消耗的巨大数字印象更加深刻。陈毅强烈地联想到那没有桥、没有大型渡船、只有人力绞渡的卫河馆陶渡口，在那里他们受阻，陈毅渡过河去，而邓子恢因身体不好乘坐的救护车却迟迟不能过渡。陈毅更强烈地联想到险峻的太行山中那狭窄、崎岖而破烂的公路和公路下时常可见的汽车残骸，这可是华北大后方为前线运输弹药、粮食、被服等等的主要交通干线之一啊！按照3部分野战军统一指挥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今后的战役将动辄一二十万人，现在的这种后勤运输条件怎能适应！更多更复杂的后方支前的问题，从山东起就思考、实践，取得了经验，经过豫皖苏、邯郸、阜平、杨家沟、西柏坡的宣讲、汇报、探讨，如今在陈毅头脑中得到了解决。他充分认识这里主要是“战争经济学”的问题，即在战争中如何兼顾人民生产需要和军队作战需要的战略性问题，在战争中如何讲求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他连夜找日本留学生邓子恢商讨，结果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俩从半夜直谈到凌晨，陈毅决心给中央写一个意见书。非常工于计算的邓子恢赞同：“你来起草，我也签名。”
陈毅开始起草电报，题为《支前与生产结合经验介绍》，报中央军委并致华北局。
陈毅从运输问题入手，因为这是耗费民力最大的事。过去军队装备差、人数少，又是分散游击。而今起了基本变化，有些野战军的装备并不亚于精锐蒋军，战争又是高度集中，几十万人在一地作战，粮弹消耗、缴获及伤员之多，史所罕见。但解放军缺乏火车、汽车及交通干线，即使有一部分，也损坏严重，效率很低。军运主要靠马车、牛车、独轮车以至驴驮、担挑，伤员靠担架。解放战争初期是动员临时民夫，但战役连续，常常头一个战役的民夫复员，而后一个战役的民夫未及赶上，造成催逼争吵，影响团结，影响战争。后采用半年为期的常用民夫制，于作战需要较好，耗费民力却更大。
名为半年，集中开进、复员回乡，路途中即耗费两个月。一辆小车载粮200斤，路途远时，推车拉车的人吃粮和送粮不相上下。北方农民不习惯抬担架，一付担架要8个人轮两班抬。再加战争需要急如星火，地方政府只好预作准备，一批民工未回，另一批已集中，有的地区甚至集中几千几万民工待命。
由于大批劳力离乡或冻结，严重妨碍生产，出现了毁大车、杀牲口以避出差的现象。陈毅在电报中概述了这些情况，写道：“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极为痛心。”
“主要是部队没有自己的辎重兵编制所致。”因而陈毅在1947年夏秋间，即令华野所有部队试行运输兵和担架兵的编制，随队行动，随时调用，熟练本职，必要时可用于作战。如无特殊情况，部队基本上可不再调民工到一、二线使用，相当地节省了民力。这在战争的总成本核算中是很划得来的。
陈毅写道：“因此，我们建议军委，严令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
华东部队在陈毅、邓子恢等的主持下，为减轻人民负担，鼓励群众的积极性，改善军运、军需的质量，已经突破了军事需要无偿征调的框框，试行了运送弹药、伤员、包制军鞋等均用付给报酬的办法，效果很好。过去摊派得来的“拥军鞋”3天就破的现象大为减少。故陈毅建议军委“将此包干制与军鞋定购制普遍施用于各解放区。”在最易于“竭泽而渔”、厉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阶级大决战时期，陈毅、邓子恢能尊重生产力和价值规律，提倡经济核算，这是难能可贵和发人深省的。
陈毅还建议充分利用缴获的汽车，培训驾驶员。“1辆10轮大卡车相当于300辆牛车的运输量”，修整公路，分段设公路局，建汽油站、电话站，并及早建立炼油厂等等。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倡议书。发报日期是1948年6月12日。署名：陈毅、邓子恢。
中央和军委于6月24日联名电复陈毅、邓子恢：“……关于支前勤务中建立担架辎重兵编制，采用按劳记工包运制，按件计工定购制及统一管理汽车和公路等建议，甚好。”“我们正在计议实施计划，议走后当通令实行。”
在华北的徐向前阅后致电军委：“……野战部队组织辎重部队，担架部队很需要，既可省民力，又便于管理。”
不久，全军遵照军委指示，都开始建立辎重部队和担架队；邯郸到洛阳的公路等运输命脉，也组建、修筑，逐步改善。
陈毅、邓子恢一行，于1948年6月14日下午，到达河南省宝丰县西北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这是当时中原军区的驻地。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到村外热烈欢迎。陈毅与刘、邓自从1945年8月25日由延安飞抵山西黎城随即分道以来，虽然电报联系、作战配合十分密切，却近2年没有会面。阔别重逢，百事兴隆，他们昼夜畅谈。6月17日起，就由陈毅向中原野战军机关和附近驻军的团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7年12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方针政策。刘、邓给予陈毅最充分的时间，刘伯承介绍陈毅时称他是“军委代表”。此次传达连续进行了整整3天，为近年来陈毅作报告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的内容也最全面、丰富、深刻和生动。传中央之檄，刘、邓给了陈毅发挥其记忆力、理解力、雄辩力的最佳条件。这次传达，对中原广大干部思想和工作的提高是很有稗益的。
陈毅的传达报告中，讲得最为透彻、最有军事理论深度的是和中原野战军关系最密切的外线作战问题。
毛泽东是从战略高度透视这个问题的：“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若不能缴获俘虏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
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是要失败的。
战略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是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
陈毅红军时期就深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诱敌深入，放敌人到苏区内部来打，决不只是布阵伏兵的战役问题，而是人民战争性质的战略问题。敌军强过我军，我军必须加上苏区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解放战争第一年也是如此，蒋军在数量、装备、技术上优胜于我，我军采取内线作战，使蒋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我军以空间换取敌军的有生力量，掌握着主动，削弱了蒋军，壮大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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