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蔡家崖共90多户定了21户地主、富农，而且不让中农参加农代会。毛泽东说：“这在我看来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只有两个朋友——中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对中农如此，这就是根本“左”的表现。土改整党是主流向东，保障胜利。但是3个浪花不堵就会泛滥，妨碍主流的前进。陈毅特别强调了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对于蒋政权，美援已被证明是无法挽救其灭亡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一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那倒是对蒋介石最有力的援助。
从陈毅的传达中，还可听到毛泽东和陈毅研究新区土改的声音，从而透露了毛泽东的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土改办法的思想；在新区可先实行减租减息。“过去我们的减租减息是争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部，打击了地、富之右翼。减租减息之妙即在于此。这一经验即应拿到新区中去应用，一定有成绩。”后来，在1948年5月25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就向全党明确了新解放区先不搞土地改革而先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全国解放后，这一政策便普遍适用于大半个中国。
陈毅在关于军事问题的传达中谈了4个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这4个问题都是他自己和华东野战军其他领导人已经提出或开始解决的：
第一是今后作战中对于几个军的集团进攻及对于重点设防的城市如何打。陈毅在去陕北一路的4个报告中都介绍了华野打破敌重兵集团进攻的经验。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也作了分析。
第二是军队在营以上各级成立党委，恢复古田会议的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陈毅在西北野战军高干会议的报告中就介绍了华野“最近我们恢复了党委会”的经验。
第三是加强政治工作，进行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军事政策教育，加强部队政策观念和纪律性，担负起战斗队兼工作队的任务。
第四是后勤工作建设，需要有战争观念与群众观点之结合，亦即支前与生产之结合。
后两个问题也是陈毅几个月来反复演讲和汇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毅向中央汇报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已经交融汇合到中央军委的指导思想中去了。
这一次在中工委召开的3月会议上的传达是向全党的很大一部分阐述中央有关全国胜利的政治纲领。同样的内容将更详细生动地传达到解放战争最前线的中原。担负这样的使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陈毅一生中也是极少有的。
中工委会议从3月2日到3月27日。陈毅于4月初回到已在黄河北岸濮阳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这时，一个重要会议已在濮阳召开。
这个会议正式称为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但也称为一、四、六纵队高于会议，一兵团高干会议。“从3月起至5月底止”，包括兵团纵队联席会议24天，各纵队与师的联席会议12天，在陈毅作了初步总结后大家又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分头讨论政策，直到5月29日正式通过陈毅起草的《华野前委扩大会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
这在华东野战军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这是华野一兵团一次划时代的思想整顿。
一、四、六纵队解放战争以来连打大胜仗，缴获大，俘虏多，受表扬歌颂多。部队的战士大部分已是解放成份，而各级指挥员的骄傲自满有所发展。
部队行军相遇互问，“哪一部分？”“七战七捷！”“天下第一团！”加以对纪律问题疏忽，战斗频繁，没有时间整顿干部思想，部队中破坏纪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倾向愈趋严重。一、四纵队从鲁南突围后雨季跋涉鲁西南，某些村子群众骂有的部队是“三子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陈毅报告形容地方控告信“如雪片飞来”。陈毅1948年1月从晋绥写给华野的整党工作的建议也指出整顿思想整顿纪律过去虽一再进行“仅仅涉及皮毛”、“未达到根本纠正”，因而建议“以2个月至3个月进行整党工作”。
中央军委对此也极为关切，特别因为一兵团即将南渡长江进行无后方作战，政策纪律执行的好坏，关系部队生死存亡。军委1948年3月12日指示华野一兵团各纵队应严格整饬纪律。“必须进行一番普遍深入的教育，严格整饬，做出决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党委直到支部认识此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负起责任，教育和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
陈毅1月写建议时，受当时地方上整党工作的影响，强调的是“进行挖根工作”，“集中力量打击地富思想及其代表分子”，“用组织解决和纪律制裁”。而3月份开始整训和开会时，却已明确主题是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政治民主运动发展了一步”。这充分说明这次会议的方针正确，而且具有很高的建军思想水平。
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象陈毅那么清楚：人民军队建军之初就和军阀主义的影响作深刻的斗争。在中国，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准确地说就是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军阀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当前部队中并没有军阀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是军阀主义倾向的影响却在军民、军地、官兵、上下级、同级、军政以及前后方等关系中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抓住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来整顿军队的共产党组织，是抓对了。而由陈毅来传达这次到中央的有关情况和意见（4月5日），并作内容丰富的总结，起草决议，也是最为适当和有效的。
陈毅的总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军队中党委领导的论述。从红四军“七大”开始到中央“九月来信”，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作风，陈毅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等反复争论、探讨，互补短长，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陈毅谒诚拥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他此后曾一再宣传论述。但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恃别注意防止党内家长制的严重化，经过红四方面军及新四军的历史教训，陈毅对于党委书记的地位、作用和作风有了更深入具体的认识。他在这次总结中（在华东野战军普遍恢复了党委领导的情况下），用3000多字的篇幅来全面地、充满辩证精神地分析了党委领导（决议中也写了近千字）。特别是对党委书记，他写了“不要认为非通过我的意见不可，那样就会变成党内家长制。”“不要什么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见办，更不要以为不照自己意见办事就是反党”。他同时也充分论述了党委内部“自觉培养一个中心”的重要性和党委书记坚持自己的正确的原则性意见并善于吸收意见的重要性。才从毛泽东那里回来的陈毅，态度鲜明地提出“党内家长制”的问题，正好说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其政治生活是正常的。的确，在处理粟裕对渡江战略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充分表现了最高水平的军事民主。
在举行前委扩大会的同时，粟裕个人采取了一个大动作，一个最终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动作。
中央军委对一兵团渡长江跃进江南的战略行动是十分重视的。1948年2月下旬，决定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二三个月，以免在黄河以南鲁西南地区休整要受国民党主力整编第五师等部的袭扰，并决定晋冀鲁豫十一纵和华野十纵掩护后方拨给的大量新战士到达后留在平汉路以东机动作战，以掩护一兵团整训。这样，粟裕才能率一兵团在濮阳地区热火朝天地作各种准备，华野前委才得以从3月到5月召开前委扩大会反对军阀主义倾向，进行空前的思想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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