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第三步把每月2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化费中国、特别是化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
陈毅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赶紧给毛泽东写起信来。他先从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他记起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13张，总算搁了笔。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装着厚厚一叠信纸，拆开就看。他聚精会神地一连看了7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人回去”（圈）。“五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
陈毅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第四节 准备反攻
由于恶劣气候的影响，周恩来在重庆等了几天才飞回延安，包瑞德同行。
包瑞德此时作为赫尔利的代表，力图说服毛、周接受国民党的3条“对案”。
毛、周表示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态度难以理解，并且告诉他：“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毛泽东还告诉包瑞德：“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于是，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便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中心来了。12月9日主席团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对此作专门议论，一连两个晚上，会议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号召大家多从反面考察问题，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照顾到问题的各个侧面。
前些时候还不主张“吃急酒”的陈毅，一下变成了主张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激进派”。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以下意见：“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我认为不是战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方针的改变——这仍不能变，但应承认是策略上的一个面目翻新的大的跃进。这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不宜迟误，即是它已有足够的物质基椽—假若不成立，仍就停顿在旧的口号组织形式上，可能落后于形势，于加强自己组织反攻大有妨害。”
陈毅为了避免“吃急酒”，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配合。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17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于最近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主席团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及国共谈判的问题放一放，待“七大”开了再议，陈毅的几番动议也暂时存档。这时，已是一年将劲岁序更新之时，中共中央于1944年12月25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其14条重要指示中，有两条似已回答了陈毅给毛泽东的信：“（十一）最近8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一条似已同意陈毅的分析。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这一条告诉陈毅“暂缓”。
“指示”还特别提到：“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这是准备大反攻的根本物质条件，特别是军队的建设，更是中心，更需要扎实的工作。
陈毅对中央这个指示极感亲切。事实上自从他来到延安以后，中央军委仍要他和刘少奇继续负责指导华中新四军的斗争，有时还应邀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工作。他在加强部队建设、军队整训、尤其是准备战略大反攻方面从不吝惜耗费心血。他起草了许多函电，其中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或以毛、刘、陈的名义，或以刘、陈的名义下发。
1944年6月间，他曾奉命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对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意见，接着毛泽东修改后，再次请他们提意见。毛泽东的来信说：“陈、刘、聂三同志：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这件中央指示，几经修改，于1944年7月1日颁布，成为中共建军史上一个重要文献。当时为了使这一普遍性的指示更能适合华中新四军的特点，陈毅又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华中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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