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但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在论述经验主义问题之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这大概是4月10日同毛泽东谈话之后的回声吧。就在这天，4月12日，毛泽东在高千会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了。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陈毅听了很受鼓舞，更加自觉、自励。
中共中央为着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于5月中旬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议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陈毅在愉快地领受了这项任务之后，积极收集材料，经常往返于他的住处杨家岭和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间。
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月10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9月间陈毅比较空。毛泽东批准他到医院割治他的“十年宿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的大的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这年的11月，王震、王首道将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给他们讲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月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毛立即阅看，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希望的火热的感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而陈毅也是成熟的党之中的成熟的一分子。
15年前，他在闽西同毛泽东等的交往和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的讨论中，曾获得了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15年后在延安，他又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二次飞跃。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第三节 外交战线初露锋芒
从1944年8月起，毛泽东要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大洋彼岸有识之士的重视，促成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要求。1943年6月，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部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向中国共产党地区派遣军事代表团。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向罗斯福总统助理霍普金斯提出立即派一个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的建议，并认为这件事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不能解决，应由总统直接提出请求。中共中央于1944年1月9日给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以指示：如史迪威总部愿意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给予协助。然而，美国最初的一切要求和建议，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4年4月，日军对蒋发动进攻，河南及湘、桂国民党军大溃退，罗斯福为了稳定局势，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率领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到重庆。在6月23日的会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中国人民外交工作的开始。以后毛泽东也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政策。因此，当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由52岁的包瑞德上校率领飞抵延安时，毛泽东特地于26日晚间设宴表示热烈欢迎。
晚宴时坐在毛泽东左、右手的，一位是包瑞德，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收集政治情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谢伟思在席间对毛泽东说：“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笑了一笑，说：“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毛泽东把这一切告诉了陈毅，并指示他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有过这样的忆述：“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陈毅和包瑞德会见时，谢伟思也在座。这位在成都生长的美国籍四川老乡，对陈毅很发生兴趣，几天之后，便登门拜访了。两人一下谈了3个小时。
事后，陈毅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信中提到：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谢说他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作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毅举出各种理由，说：“有的”。
谢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坍台？”
陈毅很快掂量出这个问题的分量，它代表了美方的心理，其目的在于明了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从而查明中共及其军队对远东问题、战后问题的态度。这反映他们对中共是有顾忌的。为了泯灭他们这种顾虑，陈毅说：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陈毅特别强调了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风度。谢伟思听了这些，表示很赞成。但陈毅估计到在美国人士中有不少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如此迁就国民党。为了打破这种心理，陈毅说：“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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