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等研究了四师发来的电报后，乃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荆彭、邓近日与韩会谈，韩站在其本身利益上，已愿与我私合，韩本人估计，若能迅速与我谅解，则仍能保持其省主席地位。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因部队小，东进便无用；部队大，则不可能东进。即令东进，韩将因控制不住而自危。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能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
电报发后，陈毅便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他听取了彭、邓的详尽的汇报后说：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韩在我掌握之中，文章更好做。陈毅的见解，彭、邓表示完全赞同，便去落实。
于是，陈毅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如下内容的汇报：
韩求我以巩固其地位之动机露骨而明显。我们已恢复其电台先与顾祝同通报，并将其真情告顾。第一、二两电已发出，尚未得复电。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被俘消息报蒋，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之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一个是抢主席之争。据此，我们建议，应在蒋对韩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顾、韩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放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且蒋也不至于即将韩之主席撤掉，因有何、顾等之说情。且根据与我摩擦之孙启人等，于释放回去后即行复职，预料蒋似以韩在苏北敌后坚持，前年兴化之恢复，韩曾要求将省政府移苏南，蒋未准。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
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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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饶漱石等却发来电报说：“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陈毅不得不重申速释韩的理由。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31日，刘少奇又电告陈毅：29日何应钦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答，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累及韩本人，后即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虽已模糊知道，但尚无向我提出稍微严重的交涉与条件的表示。你们让韩德勤与顾通电，此事可能向重庆方面敷衍过去，汤恩怕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路西，留一部在路东收容韩散兵。
陈毅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遂于当天约韩谈话。韩一见陈甚喜，欣然出迎，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然后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的许多问题。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予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韩留其参谋长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陈、韩核准，再由陈、韩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施。
4月1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四师备了牛车将韩送归，韩留其参谋长接受俘获之人枪等事。韩提出借钱，陈答应送给8万，井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韩德勤愉快上路。就在当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于是，陈、邓、彭联名将对韩处置情况及协议等具报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其中特别提出，从国共双方大局及韩德勤的表现出发，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利时局之一员。对其立足地，拟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地区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利益。
电文中还说，韩在苏北计5年，最初辖有1个军、3个师、10个常备旅、10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我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
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作出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
第五节 “黄花塘事件”
陈毅从1941年9月28日离开军部去淮海、经皖东到淮南，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回到军部。此行达103天，现在凯旋了，但人也病倒了。由于公务浩繁，睡了一天又得起床工作。1月13日晚上开会，由陈毅报告淮海区及四师、二师的情形，到零点才结束。
就在这天，中共中央又有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刘少奇于1942年3月19日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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