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向兴化推进的同时，通过李明扬等向韩德勤提出5项和平意见：撤除对皖南等地新四军的包围；新四军停攻兴化；韩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改善政治；召开各方合作会议。
韩德勤表示原则上同意，并托李明扬带回3项意见。后来，韩、李分别把新四军的要求电告了蒋介石。
与此同时，陈毅与黄克诚10月21日在盐城会见，乃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停止进攻兴化，原地固守。
要不要歼逐省韩的问题暂且如此解决，而中间势力的问题却又复杂起来。
韩德勤的3项意见中，有开各方合作会议由民众代表韩国钧召集，地点在泰州。这已露出了拉拢李明扬的端倪。地点在泰州，即会议将实际上以李明扬为主人。陈毅报中央：李明扬于10月24日到海安拜会陈毅、韩国钩。
李明扬表现积极，同意先保留韩德勤，分区抗敌；省韩如不改变反共的方针，则共同反韩。李等可在苏北建立新的国民党集团与共产党合作。李明扬还同意会议地点改在曲塘。会议时间为10月30日。
陈毅深知中间势力的特性。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有不可避免的两面性。李明扬过去借助新四军抗韩，如今韩顽军政俱败，他很想取韩自代，却要“自上而下”进行，不敢自动驱韩。李、陈等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大发展有恐惧，他们的政治动向值得时刻注意。
果然，陈毅从韩国钧处得知了内情。陈毅11月初报中央并叶、项、胡：“省韩、明扬似对韩国钧微露要我让出东台之意见”。陈毅看透：让出东台，便是使新四军不能和八路军打成一片，仍然被限制在靖、泰、通、如地区，掌握不了苏北全局的抗日领导权。陈毅一面向韩国钩表示“坚拒”，一面深入了解，很快得悉李明扬、陈泰运又想联合韩德勤向新四军索取东台，又要把和平会议改在泰州开，“将韩国钧老头子弄到泰州去以群众代表名义要求新四军让出东这是民族革命战争在苏北的领导权谁属的大问题，陈毅当然坚决斗争。据陈毅于会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在附近12县的代表纷纷来到曲塘的时候，陈毅偕管文蔚等“按期到了曲塘，即揭破其奸计，同时劝韩国钧不要受他们利用，指责李明扬无信义及韩德勤不派代表来证明其无诚意……到会军民代表均在我影响之下……尤其是韩国钧更义愤韩李无诚意，一致电责李明扬……李明扬不得已亲来曲塘，因省方代表不敢来，乃改开谈话会决定临时办法4条，基本改造苏北办法8项……明扬、国钩及到会代表均同意”。
韩国钩以84岁高龄认真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要求到会代表一一在和议文件与通电上签名。他还要求李明扬当众起稿，写成《韩国钧、李明扬等呈国府电文》、《韩国钧、李明扬等呈韩主席电文》。
通过这次会议，苏北的中间势力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韩顽进一步被孤立。陈毅把会议经过详细报告了毛、朱、王、叶、项并胡、黄，中共中央复电表示“你处理的办法很对”。
几天前，陈毅已给中共中央发去《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系统地总结汇报了自1939年挺进苏北开始与两李等中间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整个过程。毛、朱、王向全军转发了陈毅的报告，并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此时，由季方、季刚（国民党南通行政专员）兄弟出面，邀请新四军派两个团进入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地区。新四军与那里的国民党保安旅、团及游击武装万余人，都逐个以和平手段解决了抗日合作问题。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季氏兄弟主持下，该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稳定地逐步地转上新的轨道，广大群众和绅商都很满意。
11月初，刘少奇呈报中共中央：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各部队的总指挥，并参加中共中原局为委员。
如叶挺到华中，即由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总指挥。并决定胡服力政治委员，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11月7日，华中总指挥部在东台成立。23日，移驻盐城。
12月上旬，苏北第一次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到有泰县、泰兴、江都、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兴化、东台等县各界代表200余人。
大会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国民党靖江县党部书记长盛仁栋也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无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农、青、妇、绅、商、学、军，均毫无限制地自由发言，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自由。大会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受到热烈欢迎。
至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苏北的领导权。反顽为了抗日的目的达到了，苏北抗日的形势很快改观，由原来国民党的占地盘不抗日一变而为新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胜利越来越大。就在原为韩德勤部队盘踞而不抗日的苏中地区，1941年，新四军和地方武装、民兵，对日伪作战就达520余次。1941年11月，一旅一团在临近黄桥的高明庄截击日军，毙伤日军80余人。1942年6月，三旅七团在斜桥战斗中全歼日军警备队长以下70余人，生俘日军3人，首次缴获日本92步兵炮。9月，七团又在粟裕亲临指挥下于谢家渡伏击敌人，击毙日军南浦旅团五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以下110余人，生俘日军3人。1944年3月的车桥战役，一旅一团和三旅七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取得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击毙大队长三泽大佐以下日军460余人，生俘日军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毙俘伪军500余人，一举扫除了日、伪据点13处。1943年4月开始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反“清乡”斗争，广大干部、民兵“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展开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彻底粉碎了日军控制苏中沿江地区的图谋，广大农村和集镇始终是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七章 陈代军长（上）
第一节 临危受命
自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中央中原局进驻以后，盐城已成为中共领导华中敌后抗战的“司令台”。1941年元旦期间，陈毅在文庙大成殿下回顾3年来的斗争历程，展望未来，以洋洋洒洒的两万余字，著文向社会各方回答了“现在苏北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元旦这天，他检阅了总指挥部直属队的队列，接着出席了盐城县参议会的成立大会，晚上他作为“兼校长”又出席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的开学典礼。这时他所专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华中抗日队伍和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为总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均处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夹击之中；自从两个月前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开始，第二次反共高潮便正式掀起。蒋介石已经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率部向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进逼。中共中央除令江南新四军部队迅速北移，并从华北派遣八路军一部南下以加强华中兵力外，号召所有华中与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的进攻而奋斗。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陈毅与刘少奇政委等重任在肩，夜以继日地部署工作，并且商定在1月12日开始举行一次旅级以上干部会议。数日后，发现日军在盐城附近据点大量增兵。敌、顽夹击的形势已在眼前。陈毅为落实东北方向的防务，于1月7日前往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
但当他于11日下午返回总指挥部时，盐城已遭日本飞机轰炸，文庙、抗大宿舍及仓库等多处中弹。其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军正在皖南围攻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陈毅等深为日、蒋双方反共的配合默契而气愤。
机要科收到叶挺军长的电报，内中说：
“本军5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今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陈毅与刘少奇等紧急商定对皖南军部的救援之策。其中主要意见是：“……请求朱（瑞）陈（光）罗（荣桓）准备包围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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