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4月中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多个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4个营的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
第六节 又一次战略大转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5项要求4项保证，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生不好影响。”
7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1935年3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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