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之后，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9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
从8月21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
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年有的文章中，有写为“主要条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据查对，都是后来公开出版时修改而成，原件只是“重要条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无“主”字和“最”字。
这样，1929年“九月来信”中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值得注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周恩来不久前（6月12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朱、毛问题时还说：“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有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则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到1930年3月他还发表一篇《城市头脑论》，更加强调这种观点。而在“九月来信”中的这种“先”、“后”的提法，虽然含义不很精确，却显然是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与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看成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当然，所谓“农村红军”，只是简略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红色武装割据，除红军外，还包括着农村的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领导这一切的党。）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此而奋斗的毛泽东、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所强调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根本任务。
8月21日信尖锐地指出：“谁忽视了这一点（即红军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执笔的“九月来信”便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同时扩大，纠正“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等等，“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明显地有所改正。
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6月12日他们讨论前委（毛泽东）4月5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
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毛泽东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正是当时红军与阶级敌人艰苦斗争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在思想上解决。保证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巩固发展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清楚了。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中共“六大”的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当然更熟知组织原则。“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遥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必要认识不足。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坚决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①
10月初，陈毅又象坚决迫赶南昌起义军一样，坚决地赶回红四军，他要把已经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红军初创时期的实践经验，再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去检验、提高。
①“九月来信”全文刊载于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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