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新联席会议很快形成决议：即以特委和军委名义向省委陈述此时不能离开井冈山往湘南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讨论，予以新的决定。7月4日，即写送了这一正式报告——“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
不久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当红口军正在永新、莲花、安福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之际，湘敌吴尚的第八军乘虚进攻宁冈。陈毅由安福赶回永新，与朱德率部间道迎击湘敌，却与敌人失之交臂，湘敌已进入永新。特委、军委遂决定：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永新对付即将来犯之赣敌，由朱德、陈毅率军部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堮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毛泽东写信给正在永新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要他随朱、陈行动，帮助军委工作。
7月12日，朱、陈率部攻克鄙县，吴尚第八军之熊震、程泽润两师果然退出“会剿”，仓忙经莲花撤回茶陵。
酃县已临湘南的大门口。主要以宜章农军编成的二十九团许多人思乡心切，地方主义的情绪在官兵中陡然高涨。前不久湖南省委曾指示要红四军毫不犹疑地向湘南发展的消息也已在部队传开。据当时曾参加在酒渡举行的军委扩大会的红军老战士李步云回忆：打开酃县时二十九团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即到他所在的一连说：省委代表要他们部队回湘南去。李步云还记得：当时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对各营党代表说，要各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在部队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于是，有的单位就背着军委领导，召开士兵委员会，暗中找向导，擅自决定不管军部是否同意决计返回湘南，并定于7月13日就出发。杨克敏（即杨开明）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2. 25）也记载了这些情况。
陈毅得悉了一些情况，当即召集军委扩大会。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加强纪律教育，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召开士兵代表会，又召集官兵开大会，由朱德、陈毅反复讲话，进行说服解释。但是，由于军委未能在党委会内部首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贯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龚楚等人自行其是，他与团长胡少海虽参加了所有会议，实际上仍是回湘南的积极倡导者。因而朱德、陈毅的讲话扭转不了湘南官兵的意向。
为了防止二十九团溃于一旦，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回宁冈解了井冈山之危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军心，使部队向宁冈回师，但行动迟慢。杨克敏的综合报告说：“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改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而龚楚等却以打开酃县便调动了湘敌回援为例，在部队中说去湘南正可解井冈山之危。行军到达污渡，二十九团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说官长如不允许，他们就留下枪自己走。
陈毅作为军委书记对部队的错误动向力图制止，在军委成员尚未统一思想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在沔渡再次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试图整顿纪律，克服松弛涣散现象。出席这次会议的除连以上干部外，还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约100余人。不料会议由纪律问题迅速转到回湘南的问题。绝大多数不愿回井冈山，要回湘南或赣南。据李步云回忆：当时他作为连士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振振有词地主张回湘南。龚楚听了说：“这个小同志说得很好！”后来龚楚建议举手表决，话犹未了，一下举起80多只手。
陈毅后来曾在向中央政治局的口头汇报中说这次会议是“代表会”。和其他材料综合研究，可以认为酒渡会议还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湖南省委原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去湘南，便推选了陈毅）。如此，则沔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
为了使部队不致失去约束，陈毅提出暂不就去湘南及有关问题作出正式决定，先应报告特委及毛泽东同志。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当时他也提议，部队暂停一天行动，由他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和特委报告部队当前的状况和要求，以便决定走留。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陈毅乃迅速写信报告。①散会时龚楚对杜修经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也走了！”
①江华1990年11月说：毛泽东在1958年南宁会议前夕曾告诉江华等，陈毅在去郴州前有请示报告。
杜修经回忆，他赶回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只报告了新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杨开明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回到沔渡，军委乃正式决定同意二十九团打回湘南。杨克敏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为了避免二十九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军队由污渡出向湘南时，原有之军委取消，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
这正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中的第一次。
行军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泽东派入送来的亲笔信。信是写给杜修经、朱德和陈毅的，由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毛泽东要求军部及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历述不能贸然开赴湘南的理由。为此，当晚宿营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
这次连以上干部会由杜修经主持。开会前几个领导人碰了头，当时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多数人认为事已至此，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难。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那次会“主要是我发言，没听到什么反对意见。”
7月24日晨，兵临郴州。朱德在一部书稿中曾有一段详细叙述，他说：“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么浓厚，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给范石生部队一个袭击，在军事上说，这一次是胜利了。
白天他们约一团人正在出操，结果一打就垮了，赶进城去，在里面有很多的西药、子弹、地图、衣服……”
“一打就垮”是朱德这样的多经恶战的大将的看法，实际上城东的制高点还是经过冲击、反击、再冲击才占领的。在攻击过程中，陈毅正在发着高烧，还一直和朱德一起指挥作战，布置进城后掌握政策纪律的工作。
可是进了城，面对着范石生部队的大批物资、银元，在井冈山熬了两三个月艰苦生活的红军官兵，有不少人就抑止不住了。这不是群众的东西，是敌人的东西。杨得志当时还是二十八团的班长，他在军用仓库门口站岗，可是“抢仓库”的官兵他挡不祝郴州人民对红军是熟悉的，不少商店很快开门营业，不少官兵也就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购物、理发、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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