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述》中也对百团大战有个说法：“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即不是要进攻西安，而是要打通粤汉线），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再者，破击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使（部队）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些。”
陈赓在百团大战中看到部队受了重大损失，上级对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接受，还派人督战时，曾潸然泪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对此进行过尖锐批评。但在建国后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时，他却坚持应对百团大战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赞成贬低它的意义，并把责任归结到某个人的身上。
陈赓所以能独具慧眼正确看待百团大战，是因为他能清醒地看待敌情。当时，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敌强我弱的形势决非一两个战役能改变的。应当按毛泽东坚持持久战的原则办。此外，他一直以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蒋介石虽然对百团大战的胜利慰勉有加，但百团大战期间，国民党驻扎在华北的数十万军队，却没有给予八路军一枪一弹的配合。1941年1月20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向贵、众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十五年度（即1940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今未举行主动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举行比较大规模的出击。”这也就促使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蒋介石高兴之处也在于此：日军将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大量抽调到华北，以加强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围剿”与“扫荡”，使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反共。这当然是百团大战发起者始料所未及的。
陈赓所以要问“这一仗是不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战”的道理也正在此，因为他看到了取得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道路还很长很长。他在1941年1月14日《日记》中写道：
大资产阶级利用八路军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使大后方得到安全，使他们能积蓄力量，准备反共，准备窃取抗战胜利后的革命果实。造出八路军“游而不击”或者“百团大战是假的”等谣言来刺激我们，更加积极地利用日军来削弱我们的力量，或者消灭我们。大资产阶级的狼心狗肺，昭然若揭。我们应该防备，应该警觉。
陈赓在写这段《日记》的时候，由于当时交通、通信联络的困难，他还不知道在安徽省南部，已经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聚歼新四军近万人的“皖南事变”。1月1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部队向长江以北转移，行至泾县茂林镇时，突然遭到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新四军被迫自卫，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项英副军长被害，叶挺军长被扣押。陈赓直到1月19日才知道此事，悲愤已极，在《日记》中写道：
（薄）一波、（安）子文来，知新四军军直及一个支队在皖南之茂林镇被大于我方兵力五倍之国民党军队所聚歼，叶、项有被俘讯。骤闻之下，悲愤交集，恨不得即刻集结部队，直捣皖南，与内战挑拨者决一死战，以泄吾恨。但布尔塞维克不能够如此，因此终夜不能安眠……大资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哪怕偶一对你发出笑容，那都是欺骗，都是笑里藏刀。可惜我们过于纯忠，不识好坏，结果中其毒计，这是愚蠢。
陈赓所以在百团大战时，反对蛮干，反对把部队拼掉，就因为他不仅看到当前的战场，而且视野更加开阔，远见卓识地想到未来。
为了应对敌后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1941年8月，18集团军总部命令成立太岳纵队（兼军区），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第十三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敌进我进
1941年，敌后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震惊了日本侵略军，日军的大本营暂停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急调冈村宁次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又从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来华北，使华北的日军总数达到了30多万人，加上10万汉奸部队，主要用来对付八路军。当时华北战场上还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但他们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就给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冈村宁次积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就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来对付八路军，不到两年，进行了5次，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也愈加毒辣。大修公路、铁路、据点、碉堡、封锁沟、封锁墙等，强化其“囚笼政策”。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曾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地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敌人“扫荡”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对根据地的破坏也越来越厉害。在此期间，华北解放区面积也被敌人蚕食而缩小了1/6，人口减少了1/3，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而太岳抗日根据地困难更大，不仅日军步步进逼，南面的蒋介石部队和西面的阎锡山部队，也不断寻衅袭扰。
对此，陈赓和薄一波首先以中共各级党委为中心，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对敌斗争的步调，逐步深入地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对军队实行精兵简政，减少非战斗人员，并进行开荒种地等生产自救运动，减轻人民负担。村子被日军烧光了，没有房子，部队自己上山挖窑洞住；粮食困难，部队吃不饱，自己上山开荒种地。太岳一分区政治部规定：干部战士除工作外，每天要用业余时间采集14斤野菜上交炊事班，做成饭菜给大家吃。那时陈赓司令员同样上山开荒种地搞生产，同样背着粪筐拾粪，同样和干部战士一起挖野菜吃野菜……就是这种情况，陈赓仍然积极指挥部队作战，大力发展县区武装和民兵队伍，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把人员减少了，因此特别注意加强训练，提高素质，以增强战斗力。陈赓不止一次地对指战员说：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军队是为近代科学与近代装备所武装起来的，而且敌人战术的改进日新月异。我们是落后的国家，科学不发达。尤其是我们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出身好，但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以窳劣的武器与日帝对抗，尤其要准备反攻，驱逐日帝于鸭绿江外。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军队需要训练，是异常迫切的了……我们现在的武器，虽然窳劣，但是我们有高度的政治素质，马列主义的指导，如果我们再能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使之发生充分效力，我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军队的训练问题了。
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太岳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主要的有1941年9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出动兵力3万人；1942年2月和秋季的两次“辗转抉剔扫荡”，每次出兵七八千人；1943年10月的“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扫荡”，动用兵力2万人。对于反“扫荡”作战，经过认真思考，经验总结，陈赓也提出了自己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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