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别山回来，又到牛惠霖大夫的医院去治疗，我依然没有说明身份，佯称是工伤。牛大夫并不过问，只管精心治疗，把伤骨都整了形，用石膏固定，养了快3个月，我要出院了，牛大夫才问我：“你真是工伤吗？”我说：“是的。”他笑了：“你是红军高级军官吧？”我正想否认，他接着说：“我是骨科大夫，还分不清工伤和弹伤吗？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佩服你们共产党为国为民的精神。这次住院就不收你的钱了。”那怎么行？后来党还是给了他一些钱的。
这段话是陈赓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讲的。他曾表示打过长江，解放上海之后，一定去探望牛惠霖大夫。后来他去到上海，得知牛大夫早已故去，深感遗憾。
二、戏院被捕
193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陈赓到江西省中央苏区工作。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到贵州路丽都大戏院去，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绰号“小白脸”叫阿连的叛徒，该人原是上海先施公司的学徒工，曾参加过特科工作。见到陈赓就急忙上前拉话，陈赓敷衍了几句，就托故向外走，想把叛徒甩掉。如果陈赓还有“黄埔三杰”时那两条健康的有名的腿，在苏联又专门学过摆脱“盯梢”的技术，和在特科工作时的若干实践，遇见这么个小瘪三算得了什么？但他现在两条腿都负过重伤，并且右腿才将痊愈，功能远未恢复，所以跑了一阵终于无法甩掉这个“尾巴”，就躲在弄堂里，等其追过来，跳出去三拳两脚就把“小白脸”打成了个大花脸，翻倒在地，正想逃走时，躺在地下的叛徒不仅大喊大叫“捉共匪！”还“嘟嘟嘟”地吹起哨子来，附近巡捕闻声赶来，把腿伤初愈的陈赓抓住了。
戴其萼和彭一坤回忆陈赓在1949年曾亲口和他们讲过这件事。他们在《陈赓大将在解放战争中》一书中写道：
出院后，党决定我到江西苏区去做军事工作，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去找黎莉莉看她有什么话捎给她父亲。那天，她和王人美等人正在上海租界里的丽都大戏院演唱爱国歌曲。她的父亲就是我们党内有名的钱壮飞同志，曾打入蒋介石的机要部门工作，有贡献。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他首先掌握并报告了党的，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才免遭破坏。但钱壮飞同志也因此在白区待不住了，就转移到江西苏区去了。他的小女儿钱臻臻因父母都参加革命不能照看她，很小就参加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社，并改名黎莉莉。
为此事，戴其萼曾写信问黎莉莉，黎莉莉在1983年10月16日复信说：“1957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表演2年，在毕业演出时我约请了陈赓伯伯看演出，他对我说：‘1933年我因看你演出被逮捕，今天我已是自由人，再没人敢逮捕我了。’”
关于被捕后的情况，陈赓在1944年渡江前，自己也有叙述：
……我被关进附近的“老闸捕房”，有个探长我熟识，也同情我们党，便把我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党。
工部局英国特务兰普逊提审我，我口衔香烟不理他，他追问，我就用洋泾浜英语骂他，气得他暴跳如雷，竟打了我一个耳光。过了两天，他又来找我，表现很客气，说：“陈先生，我们对待政治犯一向很文明，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心想他又要耍什么花招了，没理他。没过多久，管监的人把我带出去说有人要见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孙夫人宋庆龄，还有中外记者。
“监狱待你怎么样？”孙夫人问。
兰普逊抢先回答：“我们一向优待政治犯。”
“他们虐待政治犯，还打人骂人。”我揭露道。
兰普逊还在狡辩：“陈先生可别这样说，我们可不虐待政治犯。”
我说：“就是你打了我的耳光，我表示强烈抗议！”
“大家都听到了！”孙夫人说，“公共租界巡捕房虐待政治犯，请新闻界主持正义。陈赓不是犯人，是爱国者，他拥护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最坚决。我要求释放他！”
此后，宋庆龄又探过一次监，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声明，积极进行营救。
和陈赓差不多同时被捕的谭国辅（化名陈藻英，被称作陈赓的妹妹）告诉他：陈赓这次在上海的住处，早就被巡捕房知道了，并进行了监视，他所以没有早一点被捕，是因为那些人还想从他身上“钓”出大“鱼”来，就是希望能抓到更多的共产党人。他在戏园被捕，可能是特务们怕他逃走所致。
陈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常与租界里的巡捕和国民党的特务打交道，拉关系，为情报工作取得方便。所以他被捕后，被送到巡捕房，那些巡捕都大吃一惊，困惑地说：“你怎么是陈赓？你不是王庸先生吗？”
巡捕房抓住陈赓如获至宝，想从他口中了解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和其他党员的住址，但陈赓坚贞不屈，从他口中挤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正准备对他施以毒刑逼供时，宋庆龄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等人和新闻记者来探监和采访了，制止了租界当局的进一步迫害行动。陈赓就趁机对同牢的难友和看守进行宣传，讲述红军的英勇战斗故事和革命道理，教育和鼓舞狱中的战友不要泄气，要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虐待的斗争。
廖承志谈到他1933年3月第五次被捕时，和罗登贤、陈赓等人被关在老闸捕房的半地下室的拘留所内，“约定要一口咬定，我们是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此外，啥也不谈。陈赓则慷慨激昂，大唱国际歌”。第二天，敌人“问话完毕，回到拘留间，中间的那个人凑巧不在，这时陈赓出个主意，要我赶快设法通知我母亲，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利于斗争。我想这也对，登贤同志也赞成”。“当夜，我便把这主意付诸实行，我对看守的巡捕说，告诉他们我带路……一群英国特务来了笑眯眯的，如获至宝。一个年纪大的特务问是去什么地方，我回答说：‘相信我，就跟我走，不相信，我回去。’另一个特务说：‘由他，他似乎还不错。’一共七八个人，簇拥上了两辆汽车。我上了汽车，用扣着手铐的手指点方向，向左、向右，上海的路我是熟的。开入法租界，特务问：‘这里？’我不出声。仍旧是向左，向右（指着）。到了康脑脱路我母亲住的地方，便说：‘停车’。他们面露喜色，蜂拥而下。这时我才知道英租界和法租界是互不通气的，以至英国特务连我母亲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一进门，我母亲立即起来，看见我手上有手铐，她就全都明白了，顿时大嚷起来。这时住在母亲隔壁的经亨颐先生也过来了，还是小姑娘的经普椿也来了。那时法租界的捕房头子也赶来了，一个当法文翻译的中国人看见我母亲吓了一跳，赶快同那头子咕哝了一阵，那头子脸上一下变了色，立即下令全部退出。我的目的达到了。回到汽车上，那个老特务狠狠地揍了我几拳，还打我的耳光。另一个把他制止了，狠狠地直瞪着我，知道上了我的当了。回到拘留所，我们再不怕中间的那个人了，便大声告诉了登贤和陈赓，他们大笑起来。陈赓还在为我打气：‘你要顶住，还有孙夫人哩。’”
从廖承志描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出陈赓身处逆境忠贞不屈、机智勇敢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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