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几次大战，并未能击破敌人一路，因而未能使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反而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
陈赓曾说：“七里坪之战，比任何一次内战更为猛烈。” “战斗的激烈程度，为鄂豫皖苏区前所未有。”
七里坪之战，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围攻暂时停下来，调整部队，补充兵力，重新部署。张国焘却误以为敌人的这一举动，是“全面崩溃”了，“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张国焘想象的那样发展，很快，敌人再度围攻开始，红军被动作战，多处均未能得手，苦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先后牺牲。盲目轻敌、狂妄自大的张国焘此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惊慌失措，右倾逃跑，决定放弃根据地，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陈赓认为，鄂豫皖红色区域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张国焘机会主义形成以来各项错误的总暴露。
陈赓一到大别山，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八团团长，是因为原来的团长被作为“反革命”被张国焘抓走了。过了几天，这个部队的师长也遭逮捕。他当团长后，就发现他的特务连里，有很多年轻战士，都在被逼着“自首”，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在上海特科工作多年的陈赓，非常清楚什么是“反革命”。他见到这种情况惊异不已，就直接找张国焘提意见，对其“肃反”政策表示怀疑，认为不应在干部、战士中搞逼供。张国焘怎能听进他的意见呢？反而给他扣了一顶“动摇”的帽子。此外，陈赓还发现张国焘滥用职权，排斥和打击红军和大别山原来的领导干部，加上种种罪名，给予斗争、撤职，甚至杀害。陈赓联络一些人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收效甚微。
陈赓在1932年秋扶山寨阻击战中负伤，这次不是左腿，是右腿小腿骨中弹。当时医疗条件差，碎骨未处理，即将伤口包扎起来，伤口愈合后，勉强能走路，但在这次反“围剿”中，疲于奔命，多次的长距离急行军，伤腿的隐患就暴露出来，发炎红肿，疼痛难忍，最后弄得连马都不能骑了。10月8日，他躺在担架上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在河口以东击溃国民党堵截部队第八十八师的1个旅和胡宗南的1个团。第二天，敌军第二师又向河口东北地区进犯，陈赓又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以刺刀、手榴弹打退敌人七八次的冲击。黄昏时分，他还组织指战员进行反突击，再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三、负伤离队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线西进，陈赓坐在担架上，日夜颠簸，伤势更加严重，他不愿再拖累部队，加之对张国焘路线不满，拒绝了张国焘让他当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意见，要求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疗伤腿，得到了组织批准。
10月下旬，部队行军到了河南省南阳与新野县之间，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徐以新看着他右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部队。这时身边再没有小牧童出身的卢冬生那样的人陪伴他了，独自一人，肩上扛着个褡裢，拄着根棍子，向着北方蹒跚走去。
本来，去上海走武汉最近，坐上船沿着长江一路下水就到了。由于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时，派一支部队佯攻武汉，蒋介石非常惊慌，急忙调集重兵防守武汉。这样，陈赓就很难进入武汉了，只得绕远路走。
红军刚刚过境，国民党军队防范很严，陈赓没走多远，就被民团的几个团丁拦住，陈赓给了他们一点钱，就过了这一关。
他雇了一辆小推车坐上继续往前走，夜晚住在一家客店里，民团的人来查店，盘问陈赓：“从哪里来？”
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赓从容地回答：“我是从湖北省樊城来买桐油的。”
“你怎么是湖南口音？”
“湖南湖北是邻省嘛！”陈赓回答，“我在樊城亲戚家当学徒。”
团丁们突然问：“住在樊城哪条街？”
这可把陈赓问住了，他没有去过樊城，不知道那里的街道名称，但灵机一动，想到樊城濒临汉水，就回答说：“住在河街上。”恰好樊城正有一条沿河的街，并且确是桐油商贩的聚集地。团丁们没有问出破绽，但还怀疑他，打算第二天把他带到南阳城里去。当晚，4个团丁在店铺住下，并且指定陈赓睡在他们中间。
陈赓见势不妙，于是拿出20元钱，交给店铺老板说：“8块钱存在柜上，将来我回来再取。”老板明白这实际是送给他的。剩下的12元让老板买酒菜和鸦片烟，供这4个团丁吃和吸。在陈赓殷勤劝诱下，4个人被灌得醺醺大醉。当天深夜，在店老板的帮助下，陈赓骑着毛驴逃走了。次日，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交通员老李，带领一名化了装的红军伤员，来到新野城北15公里的樊集第二高等小学校，找到以教导主任职务为掩护的中共新野县委宣传部长王慈如。老李交代说：这是一位红军干部，尽早护送到南阳去。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王慈如急忙把右腿一瘸一拐的伤员隐蔽起来，并安排人照料他的生活。王慈如在交谈中得知，这个伤员就是红军的师长陈赓。陈赓还讲了国内外形势，以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分别对接触到的同志讲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等革命道理，对大家进行了很好的教育。同时他还不顾伤口疼痛，勤奋好学，叫王慈如找来很多书报阅读，并通过接触到的同志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后来找了一位熟悉情况的人护送陈赓去南阳，陈赓化装成商人，那人化装成他的伙计，雇一辆小推车推着陈赓。当走到离南阳城还有16公里的关爷庙时，遇见了设卡盘查行人的民团。民团在盘查他们时，一方面感到这客商有派头，不敢进行细察；另一方面对这位客商的外地口音和不下小推车的行为等产生怀疑。两个团丁咕噜了几句，命他们3人暂时在路边休息片刻，留下的团丁继续盘查行人，另一个团丁往北走了。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陈赓，判断北去的那个团丁是去报告上级，上级一来就危险了。于是示意那位护送的干部，让他大声说：“咱们到南边那个饭铺吃饭去吧！”3人迅速离开哨卡，绕路返回樊集第二高等小学校。
王慈如又把陈赓安顿在另一个中共党员家住，然后和南阳中心县委联系，按照约定的暗号、时间和地点，派人于黎明前，护送陈赓经新集乘船渡过白河，在河东岸与南阳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领着陈赓顺利地到达了南阳。
陈赓生前没有提到过离开红四方面军时，有中共地下党护送过他的事，可能事隔几十年，他已记不住那时的很多细节了。当时红四方面军大军过境，敌人十分紧张，处处设卡盘查行人，严防红军零散人员漏网；中共地下党自然也是十分紧张，肯定会做积极掩护红军伤员的事。
陈赓到了郑州，住进一家旅馆，又遇到一次危险。他自己对此有叙述：那是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后，陈赓和陈锡联、杨勇等几位中原军区的纵队司令员，进城观赏市容。当走到大金台旅馆前，陈赓指着说：“我在这里住过。那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我因腿伤不能随队行动，党决定我去上海治疗。从南阳辗转几日到了郑州，准备转乘陇海路火车经徐州去上海。因怕暴露身份，就换了件像样的衣服，住进这家在当时算是阔气的旅馆，但还是被胡宗南部队一个军官认出来了。他是黄埔军校的，向我打招呼：‘喂，你不是陈赓吗？几年不见了。’我吃了一惊，但面不改色地用上海话说：‘阿拉是上海人，做生意的。’他说：‘我认错人了。我的朋友是湖南人，和你生得一个样子。’被我给骗走了。但我也不敢在这里多停，就急赶着去上海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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