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鑫和柯达文是老相识，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一块儿工作过，那时白鑫是党代表，柯麟是军医，白对柯的医术高明早有所知，但不晓得他的底细，只认为他是个普通医生，所以常来“五洲药房”找他看病。彭湃等人被捕时，白鑫正患疟疾。陈赓估计白鑫会来看病，所以告诉柯麟，已派人在药房外面设点，有事就去联系。
果然，10天后，白鑫带着两个保镖来找柯麟看病。柯麟一边给他看病一边考虑如何去通知陈赓的人。于是装作下楼取药，出后门找人，但回来时，白鑫已经走了。
两星期之后，白鑫打来电话，请柯麟去法租界白宫饭店给他看病。看病时在场的有白鑫妻子王英、白的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及几名保镖。看完病，白说要帮助柯麟开个医院，将300个银元放在柯麟的药箱里。夜里柯麟找到陈赓，把白鑫给的钱上交组织，两人估计，白鑫还要看病的。
过了两星期，柯麟又接到白鑫电话，让他到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第4弄第43号范争波公馆来看病，这样，就知道了白鑫的住处。于是陈赓紧急行动，在范公馆附近租了所房子住下，安排5个人在那里，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其中一位女的伪装成女仆，以便于和范家女仆拉关系。同时在弄堂至霞飞路的出口处，设红队2人，化装为补鞋匠及水果小贩把守。
白鑫深知处境危险，决定逃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特科决定在他动身那天走出范家大门时处决他。顾顺章和陈赓曾到现场观察，细致研究行动计划。
白鑫动身前，门前加强警卫，戒备森严，弄堂里有巡捕巡逻。范家人出出进进很忙碌，有的提东西出去，有的提水果进来……陈赓怕再出问题，又叫杨登瀛进去看了一下，证实白鑫确实在范家，并且确实当晚走。陈赓才放心了。
这天下午，在陈赓指挥下，红队的7个人在弄堂内外埋伏了下来。夜10时，范争波的汽车和雇来的一辆汽车同时开进弄堂，停在范家后门口。接着，门开了，佣人们搬行李上车。11时多，白鑫穿着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藏青色的西装裤和锃亮的皮鞋，由范争波兄弟送行，后随保镖。这7个人从后门出来，放心地向汽车走去，以为万无一失了。谁知道，这时从黑暗中冲出来几个人，一边喊着“不准动！”一边开枪，白鑫拔腿便跑，还拔出手枪抵抗，因弄堂有红队队员堵口，终被追上，将其击毙在71号门前。保镖拔枪还未来得及还击，即被打倒。敌人四散奔逃，在乱枪中，范争波身中3枪，其弟中6枪，王英也被击毙。等国民党便衣探子和巡捕赶到，特科的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为此事深感震惊，租界当局又无力破案，报纸上大肆渲染，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迫使敌特和叛徒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桃子先从心里烂”
对敌斗争，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是十分艰难的，自然难免有胜有负，或是表现出“大事聪明，小事糊涂”的问题，但都不会招致重大挫折甚至失败。失败常常不是来自敌方，而是出自内部，正如俗话所说：“桃子先从心里烂”。
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搞武装暴动，夺取上海，命令陈赓放下一切工作，领着人去调查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这谈何容易？但陈赓还是遵命照办。
他们很想了解黄浦江上帝国主义国家军舰的情况，可是这些军舰有规定不准外人和船只靠近。后来打听到长途航船可以在军舰附近通行，就雇了只大船伪装成长途船，由自己人驾驶，靠近军舰行驶，终于弄清楚军舰上的情况。为了了解外国兵营里有多少人，他们派人在兵营前摆小摊，对兵营人数、物资及生活用品进出情况进行详细登记。还爬上监狱旁教堂的屋顶，把狱中房屋画出草图，推算监狱牢房面积及犯人数目。还调查了上海的街道和建筑物情况：房屋多高、多大，结构、质量、间距，道路的长短、宽窄及交叉情况，为炮兵射击及巷战提供数据。他们还搞到了一幅珍贵的吴淞炮台的地图。为了暴动胜利后控制经济局势，他们对各大银行、大商号作了详细调查……自然，对国民党驻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人员、武装等情况调查得更清楚。所有情况汇集成巨册，送到当时中共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手中。
丢掉一切紧迫的工作，进行这种费时费力徒劳无功的调查，对工作怎能没有损失？
1948年，人民解放军驻在河南省襄城县，陈赓也谈过这事：“李立三叫到处搞暴动，要我去找那些我们打入敌人军队、政权、警察等机构的联络网点搞暴动，还要当地地下党组织配合。我就消极怠工不执行他那一套，到处转转躲躲，回来就说联络不上。李立三光说大话，不检查，所以暴动时我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没怎么受损失。要按李立三那一套去搞，我们许多联络网点就暴露完了。”他接着说：“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有实践经验，知道他们那一套行不通，但那些人都会说，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又有权，我们是下级，没理论也驳不倒他们。可吃苦了！当然，为了配合暴动，我们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搜集了上海各方面的资料给他。”
陈赓说自己没理论，当然有谦虚的成分，就是真有理论，又怎能去说服当时的那些大人物呢？但说的那“知道”二字是非常宝贵的。陈赓一生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永远不脱离实际。
1931年1月18日，共产党员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5人，在上海东方旅馆集会，反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打击在白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瞿秋白等，反对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准备另立组织。
他们开会地点被国民党当局知道了，特科也很快掌握了这个情报，但王明不主张通知何孟雄他们，想用敌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虽然从组织上看何孟雄等人的做法不对，但作为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从自己共产党员的职责出发，却不能坐视不管。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气喘吁吁地跑到东方旅馆，找到坐在门口守望的李求实说：“请你们赶快转移，这里已被敌人发现。”
李求实指着正在发言的何孟雄说：“等他发完言就走。”
陈赓急了：“哎呀，敌人就要来了。我给你们磕个头，求你们赶快走吧！”
但是他们没有按陈赓的请求马上撤离，敌人包围了他们，很快把他们都处决了。
鲁迅先生听到这沉痛的消息后，为其中就义的柔石等7位作家的被害，写了一篇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来沉痛悼念他们。
陈赓虽然带领自己的人马把“立三路线”和王明等制造的种种困难闯过去了，但最严重的困难还是降临了，那就是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江苏省宝山县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属下的烟厂的一个小工头。个子不高，身体肥胖；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双手打枪；会变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过。还开过一个店，贩卖一些变魔术的小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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