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下斗争
一、中国的“契卡”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牺牲。
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做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
为此，陈赓几天几夜没睡，人被熬瘦了，眼被熬红了，但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是非常丰富而翔实的。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
“契卡”是苏联“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主要任务是保卫苏共和苏维埃的安全。陈赓在受到周恩来称赞后，不久，果然被派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了。在南昌八一起义前后，他在总指挥部作了几天保卫工作，就算是实习了。但正式作中国的“契卡”，却是在他腿伤将要痊愈的时候。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了上海。王根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做交通员。她一直密切注视着南昌起义军的消息，得知他们胜利了，她很高兴；听说他们失败了，又很着急。一直挂念着陈赓，期盼着他的消息，几乎到了“望穿秋水”的地步。万万没有想到，陈赓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乘船回来了，虽然拖着一条重伤的腿，她也是喜出望外。立即帮助陈赓和周逸群同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1983年，李强回忆此事时还说：“王根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勇敢的。没有她，陈赓不会那么快就找到党的。”同时，王根英通过组织，把陈赓送进了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
过了不久，贺龙也辗转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本来计划叫他和刘伯承等一同去苏联学习，他和周逸群商量，回到湘西去发动群众，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没有去苏联。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周恩来叫卢冬生护送贺龙、周逸群前往湘西。他们在12月离开上海前，由陈赓、王根英夫妇介绍卢冬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小牧童正式成了自觉的革命者。
陈赓进入医院后，牛惠霖大夫看他的穿着打扮和伤情，怀疑他是歹人，可能是作案时受的伤，不很乐意为他治疗。陈赓编假话作“解释”，仍不能说服牛大夫。陈赓观察这位医生比较正直，有进步思想，就索性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原来牛大夫和宋庆龄有亲戚关系，思想倾向进步，支持和同情革命。
陈赓在广州时，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陈赓夫人傅涯在《良师益友，革命情深》一文中说：那时，“孙中山先生出于对革命青年的关心和爱护，找陈赓谈过话，并且资助过陈赓从事革命活动”。因而陈赓也就结识了宋庆龄，孙中山逝世后，他曾去家中拜望过这位国母。
牛大夫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对陈赓的治疗格外精心。陈赓的腿伤虽然经过治疗，被打断的骨头并没有接得很好，又经过长时间的流亡生活，艰苦的奔波使他的伤势更加恶化，并且伤处已经感染。按照常规，非截肢不可。牛惠霖和弟弟却下决心不给他截肢，尽自己所能，重新把他的断骨接起来，并用当时技术上的先进措施，千方百计地保住了这条腿。
陈赓经过手术后，愈合得很快，心中非常高兴。这个医院当时在上海很出名，很多国民党军官和高层人士都来这里看病或住院。为此，陈赓很谨慎，常躲在屋中闭门不出。有一天，来了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住在了他的隔壁，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团长的马弁认出了陈赓，回去告诉了团长，马上，那个团长就过来找陈赓攀谈，问陈赓的腿是在什么地方怎样负的伤？机警的陈赓当即编了些话应付。那人将信将疑地去了。陈赓急忙找人，将他背出医院逃走。
有一天，牛惠霖大夫在街上遇见了陈赓，急忙拉着问：“出了什么事？你走也不和我说一声？”
陈赓连忙道歉说：“真对不起，那天情况太紧急了。”
听陈赓说了情况后，牛大夫点头：“原来如此呀。”然后弯下腰摸着他的伤腿说：“我担心你伤处的愈合情况，怕再出事故。还好，恢复得不错。不过还要多注意休养，免得走动多了，再出意外。祝你们事业胜利。”
“谢谢你，谢谢你！”陈赓激动地握着他的手，“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们的关怀。”
陈赓回到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1928年4月，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留在上海做保卫工作，给顾顺章当副手，化名为王庸。
二、王庸先生
上海那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当时国民党的经济、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华洋杂处，纸醉金迷。有华界，有租界；华界有国民党政府，租界内是外国政府。有为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许多由帮会组织起来的封建团体……他们互相勾结、渗透，盘根错节，势力很大。当然，工人阶级力量也很强大，否则不可能举行三次起义夺下上海了。只是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大屠杀后，建立了反动统治，到处设立法庭、牢狱和刑场，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和租界里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继续天天搜捕共产党，加之一些人叛变，形势愈加严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先后遭逮捕、被杀害。共产党不能不组织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
中共中央原来也有保卫工作组织，但是重视不够，力量不足，以致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遭到猛烈袭击，受到严重损失，却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并且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共中央于是决心加强这一工作，建立与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组织——特科，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特科下设4个科，陈赓担任了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长，化名王庸。
第一科是总务科，它的工作既多又杂，但非常重要。比如为中共中央机关找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布置开会场所，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营救被捕者，收殓牺牲同志遗体，安排家属生活等，工作看来琐碎，但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最密切。
第三科主要领导“红队”（诨名打狗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保卫中央机关。当时他们在上海名气很大，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警察、巡捕都不敢和他们公开对抗。但由于当时未建立情报工作系统，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就是不能事先制止敌人的破坏，只能事后查明情况，去镇压叛徒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无线电工作，保证电讯畅通。1928年后，革命形势得到新的发展，红军有了声势，红色区域扩大，各地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此时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和各红色区域及各地党组织联系，显然，靠人的两条腿联系太困难也太不及时，于是中央决定筹建电台工作。当时无线电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李强筹办四科时，是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身份，和无线电行业的人拉关系交朋友，求购器材，掌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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