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伐军进展很顺利。”蒋介石高兴地和他握手，“全国胜利大局已定。我这里忙得很，有许多事要做，你就留在我这里吧！”
“暂时还不行。”陈赓笑着说，“我得先去了结些私人的事。”
蒋介石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胜利形势的好消息，也没有能打动陈赓，他当然记得陈赓在汕头向他递交辞呈的事。最后只得点头说：“那好，你就去办完自己的事再来吧。”然后派人给陈赓送了一笔钱和一个绸子封面的“特别通行证”，注明拿着这个证件，可以随时去见蒋介石。
陈赓在总指挥部里见到了很多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了解到不少情况。这时“黄埔三杰”之一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还在那里工作，见了陈赓，就急忙拉到僻静处告诉他很多事情，再三叮嘱说：“蒋介石就要叛变了，你赶快离开南昌吧！”
陈赓还遇见了当时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邓是国民党军队的左派领袖，和蒋介石的关系很紧张。见到陈赓也急忙告诉他：蒋介石已经派人和英、美帝国主义与上海的江、浙财阀进行勾结了，那些人提出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给他6000万元巨款，马上就要成交，革命就要断送了……劝他“多加小心，免遭暗算”。
陈赓急忙离开南昌乘船去武汉。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接到陈赓的汇报后，通过上层关系把他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去，就任军部的特务营营长。
第八军军长是唐生智，也是湖南人。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在湘军中由见习官逐渐升为排、连、营长，经过几次战争，被提升为团长、旅长，到1920年11月，又被提升为师长，驻军衡阳。他努力扩充兵力，训练部队，成为当时湘军中最大的一支力量。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其湖南走狗——省长赵恒惕的运动，唐生智即派部队迅速解决了赵恒惕的两个师，赶走赵恒惕并进入长沙市，宣布自己代理省长。接着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和他联系，共产党省委也对他做争取工作，他表示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于是北伐军派兵进入湖南，帮助他打退了吴佩孚部队对他的反扑。6月，唐生智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湖南省主席及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务，然后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部队参与攻占武汉三镇。
陈赓所以能到第八军中去工作，就因为唐生智对共产党表示友善，还由于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在陈赓的连队当学员。由于那时蒋介石要拉拢唐生智，所以叫陈赓特殊照顾唐生明，而陈赓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特别团结他、关心他。因此，唐生明不住在班里，和连长陈赓住在一起。他和当时豪门出身的子弟一样，爱玩爱交际，就是不愿刻苦攻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兵、特殊兵，却和陈赓建立了深厚友谊。
那时蒋介石为了拉拢唐生智，每逢星期天都要叫唐生明到自己的公馆中去吃一顿丰盛的午餐，表示关心，暗中却派几个特务监视他。唐生明深表不快。陈赓则带着他多次参加校内的革命活动，介绍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听陈赓和这些革命者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在陈赓的引导下阅读了许多革命书报。过去长期被禁锢在旧式军官学校的唐生明，来到黄埔军校，宛如来到了新世界，特别在陈赓的引导下，视野开阔，看到了更为美好的东西，也对革命产生了憧憬之情。
那时二人的友谊，这时就有了开花结果的收获。唐生明在他哥哥的第八军中担任警卫团团长，很愉快地接受陈赓来当他的特务营营长。他曾希望陈赓当他的副团长，被陈赓谢绝了，因为特务营有相当的独立性，装备也好：有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每连都有200人左右，士兵又大都是富有革命传统的湘赣边界上的安源工人组织起来的，士兵和军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团员，连长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陈赓愿意当这个营长，就是看中了它的独立性，可以用它来执行保卫中共中央的任务。
正当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完成了和帝国主义及江、浙财阀的勾结，决定反共灭共。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一时间千万人头落地，街巷血流成河……政变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扩大。
陈赓闻讯后，义愤填膺，立即联络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个“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讨蒋宣言，广泛动员群众强烈抨击和声讨反革命政变。这些活动，唐生明也都跟随陈赓参加了，也在黄埔军校同学讨伐蒋介石的通电上签了名。
在这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指挥他的特务营和当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警戒和保卫工作，使15天的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二、战地鸳鸯
就在这血雨腥风的紧张时刻，性格开朗的青年陈赓，却坠入了情网之中。
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王根英，是上海怡和纱厂的纺织女工，生得娇小精干，眉清目秀，说话腼腆，举止文雅，但在革命斗争中却是一员冲锋陷阵的闯将。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纱厂团支部书记和厂工会负责人。多次领导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还率领群众参加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她担任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人民委员。蒋介石率部进入上海后，她遭到追捕，转入地下，然后来武汉参加中共五大。
陈赓在上海参加第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就见过她。王根英在夜校听过陈赓讲课。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24岁的陈赓对21岁的王根英竟然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心中像烈火在燃烧的陈赓，对于爱的追求，完全像对待事业一样的真诚，一旦认准了目标，就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他将自己倾慕的心迹，通过写信向王根英作了坦诚表露。但是托人把信送给王根英之后，第二天却出现了奇迹，这封信被完好无损地贴在了墙壁上，弄得苹果似面颊的陈赓脸色更红了。要是别人碰了这么大的钉子，肯定就打退堂鼓了，但陈赓可不是那种意志薄弱的人。他连夜又写了第二封热情的信送去，却又被贴上了墙；陈赓又鼓起勇气写了第三封信，也得到了同样的命运。原来把这件事看成笑话的大家，此时也都思索了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陈赓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件往事；曾经亲眼目睹过此事的老革命，也没有讲出其中的奥秘，只是回忆说，陈赓那时和大家讲笑话，谁在王根英面前说一句：“陈赓是好人，不是坏人，我就给他磕个头”。于是大家都到王根英面前说陈赓是好人。虽然他并没有给大家磕头。
王根英为什么会把信贴出来？有人推测：可能并非王根英原意，是替陈赓送信的人故意出他的“洋相”，信没交给王根英，就先给贴了出去；也有人认为：那时王根英年纪轻，满脑子都是革命，毫无谈恋爱的思想准备，虽然对陈赓丝毫没有坏印象，却总觉得在革命处在如此紧急关头，谈个人私情的事，不合时宜。在别人怂恿下，为了清醒陈赓的头脑，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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