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博萨哈特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扣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联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共合六分之一英亩）。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一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要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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