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舞台的艺术，编剧的艺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只有经过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才能望见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为此，他认为从事舞台艺术和编剧创作的人，应该尽量吸收一切美好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说：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道路。所有这些谈话，都似乎凝聚成他内心中的一种深深的期待，为促使伟大作品的问世而作出他的努力。当他看到舞台上涌现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他是异常兴奋的。他觉得自己老了，写东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他多么想同这些青年人一起扬起风帆，鼓足马力前进啊！1982年6月11日，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30周年纪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疗，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参加庆祝大会。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会。这里，应特别提到邓颖超同志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怀。在十年动乱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名存实亡，后来，连剧院的建制都被撤销了。1978年4月，邓颖超亲自写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宣布曹禺为院长，甚至说，曹禺不但现在而且永久是剧院的院长。邓颖超像周恩来同志生前那样，一直关怀着这个剧院的建设和成长。
为庆祝剧院建立30周年，曹禺在《戏剧论丛》上发表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为剧院编辑的《攻坚集》写了序言。剧院的同志对曹禺在剧院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纷纷题字、作画、签名，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之同志是这样写的：
从30年代到80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演员。今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
董行佶这样写道：
在我37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出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子、曾皓、祝希堂、伯、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的良师。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愿您健康长寿！
曾经同曹禺住在一个大院的童超这样写到：50年代初，您拥冰挥扇，写《明朗的天》；60年代初，您对月临风，吟咏推敲勾践独白；60年代中，您访赵奶奶，构思白发孙美人。现在，您迁居了，我也搬家了，但，往事记忆犹在；您上岁数了，我病了，但，您仍是我前进的楷模。
其他如叶子、吕恩、蓝天野、狄辛等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祝愿献给老院长。30年来，曹禺同剧院的同志们探讨剧本，切磋技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早就梦想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剧院，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30年来，他同剧院风雨同舟，历经困难，建成了一个独具风格、蜚声世界的艺术集体。他认为，“‘不怕攻坚’，这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北京人艺多年来立足于话剧一角的根本精神。”曹禺的名字，是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结在一起的。
【第三十三章 曹禺热】
一股“曹禺热”正在兴起。
他的剧作，特别是在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甚至芭蕾舞剧；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又被一个又一个重新搬上舞台。
这股“曹禺热”并非是人为的结果，它伴随着席卷祖国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来，又伴随着对历史反思的热潮而深入。它是历史酝酿的迸发，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它像是一个聚焦点，凝结着新时期现实的热力和历史的能量。
如果说，全国解放前，十年动乱前，对曹禺及其剧作，也有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是，总是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有一种无形的网蒙蔽着。此刻，一旦冲决种种“左”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局囿，曹禺剧作的价值，犹如被尘埃掩盖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辉，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戏剧界，对曹禺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潮。据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辑的《曹禺研究专集》所提供的研究资料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全国报刊共发各种论文、剧评、专著等共322篇（部）。据笔者了解，单是专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涌现出一批有见地有深度的论文，并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队伍。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这批论著探讨的课题比较广泛，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思想、剧作专论、人物典型剖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技巧、戏剧语言，直到版本考订等，应有尽有。从研究方法来说，也有新的时代特色，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独具一格。研究者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力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和探讨曹禺剧作的价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当人们拨开了种种迷人的云雾，就看得更为明晰而肯定了。朱栋霖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曹禺，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时代呼唤而诞生的“集体性人物”中一位杰出艺术家。
他自1934年发表《雷雨》以来，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悲剧创作提供了典范。
他高度的戏剧文学成就对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的成熟起了决定性作用，奠定了这个“五四”以来新生文学样式在我国的地位。
曹禺，就是这样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回答了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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