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于一炉，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她表现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风格，深湛的艺术功力，和令人惊叹的、只有大师才有的艺术才能”。环绕着《王昭君》曾经产生一些争论，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对它的争论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文说：对《王昭君》“我个人的看法是，优点：第一在于他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正确；第二，能摆脱旧昭君戏中陈辞俗套和不采用《西京杂记》野史和《琴操》的传说故事，并把昭君的艺术形象，第一次描绘成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作出一定贡献的人物，使昭君以‘和亲使者’的身份出现，合乎历史的真实。这是曹禺剧本的精华所在，也是他剧本的成功之处。而他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是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是其他情节安排、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等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个别虚构有时也距离历史的真实较远。但话剧剧本受空间性和模拟性的局限很大，剧作者往往力不从心。只有电视剧、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才能为剧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的确，这个看法比较客观公正，确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庆祝建国30年的会演中，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曹禺为这次盛典献上一份厚礼，他把他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都寄寓其中了。
劫后余生，喜事接踵而来。
1979年12日16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复兴门外大街上朝着天安门方向驶去。但是，车到广播大厦的十字路口，却向左拐进礼士路，直驱月坛居民办事处。原来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里办理结婚登记。
其实，早就传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将结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报纸上有所披露。当一些老朋友问曹禺时，他还不敢承认。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70岁的人啦，还结婚，不好意思。他们去登记时，也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曹禺回忆说：“那年我已经69岁了，都那么老了，我对玉茹说：‘总不能等到70再结婚吧！’就这样去登记了。办事处都是些青年人，我们真不好意思，那种场面，是难为情的，所以，老朋友问起也是这样。那天还好，道了姓名，他们很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另外一个房间，办了登记手续。回来对女儿们讲了，她们也都没有意见。四届人大期间，是赵寻同志以请巴金的名义，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结婚的仪式了。”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谐的，这对于曹禺的晚年来说是太需要了。他说：我是很感谢玉茹的。这几年，我两场大病住院，都是她来照顾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许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顾是儿女们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帮助。最近，她写《青丝恨》，我提了意见，我还给她讲了一个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对玉茹来说，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这个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红了，她母亲管她很严，所有的钱都是她母亲掌握，不让她沾一分钱；“你演戏，我管钱。”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京剧界称为“四大名妈”之一。“文革”时，来了好多人抄了一个星期，硬是把钱财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惨的啊！所以，她对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还要好好搞戏，事业心是很强的。我们俩生活得很美满。曹禺同李玉茹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早就相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更带有时代的悲喜剧的色彩，劫后余生的共同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来了。
李玉茹是这样回忆的：我是曹禺的观众和读者。早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时，我就看过中国旅行剧团演过的《日出》，还有《蜕变》，我就知道曹禺了。1946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剧团，认识了吴性栽，是他出资成立了文华电影公司。这个人虽说是个资本家，但很喜欢艺术，喜欢结交艺术界的朋友。他每个星期都请我们吃饭，就在那里认识了曹禺，还有佐临、金山。那时，我对他是很崇敬的。他也愿意接近我们。他酷爱京剧，他正想写一部反映艺人生活的戏，就有机会在一起扯谈，也常去曹禺家里。每次去，看到他书架上有许多好书，我那时年轻，很幼稚，很想学习。受他的影响，买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线无战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对我说：“你要读些新小说，读些外国小说，这对你演戏、对你的艺术成长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来过。1947年到1948年，这一段时间，我和曹禺接近较多。我记得我还把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的古诗拿给曹禺看，是他影响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我还记得，在他当时送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那时我没读懂。他和方瑞临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嘱咐我好好演戏，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湾。他说，共产党来了，是会尊重艺术家的。走时，他和方瑞还来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送给我。总之，那时我对曹禺、对方瑞大姐是十分敬爱的，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京剧舞台的年轻人不少恳切的帮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但是，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很顺利的。对李玉茹来说，曹有过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历程。全国解放后，京沪两地，人各一方，都有着各自的事业。李玉茹的表演艺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十年内乱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听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1978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剧本，为曹禺感到高兴。在阅读剧本中，她为剧本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编为京剧的念头。她打电话给曹禺，把她的想法讲给他。但是，曹禺却说：“你长得太胖了，不适合演昭君了。”这大概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不过是普通的工作联系。
1978年11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着去看望李玉茹。劫后重逢，得以充分叙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的心头浮动着。当她得知方瑞于1974年病逝的消息，她既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亲爱的伴侣而感到伤心。李玉茹的遭遇也并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今后该振奋起来。”两颗孤寂的心灵就这样地逐渐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动心的，是1979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会面，她回忆说：
我们到欧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的身体那么虚弱，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还有胆结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儿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过来。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困难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处境。“文革”中腰被打伤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是很艰难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这一次会面，我们谈起十年动乱，谈到劫后余生，都觉得是捡来的一条命。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过得更充实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恋了，我们都感到应该珍惜这些用千百万人牺牲换来的好日子啊！这次见面，已经谈到他们的结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着重重顾虑，在去欧洲巡迥演出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常为此纠缠着。她说：“我的顾虑较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还没做什么事，又有两个相依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欧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了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赖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过坎坷，方瑞又那么早地离开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觉得是应该结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顾虑的是不能把事业耽搁了，我也不甘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更不愿伤孩子们的心。想不到孩子们是那样通情达理，都希望妈妈有一个老伴，这就使我解除了许多顾虑。”从欧洲回来，李玉茹给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满关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时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种真诚而实在的感情在深化着。但是，他们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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