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发表了茜萍的《关于<北京人>》，似乎是针对抗战八股式的批评，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底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还有他的老同学靳以写的《<北京人>》，这是以“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的名义而写的。也许他们从中学就在一起，彼此了解，更了解彼此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所以靳以对曹禺笔下的人物就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这样说：“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不信你看，不是有那样忘记了生而想着死的老头子，那样懒惰无用的废人，那样泼辣恶毒的妇女，还有那可怜无告的老小姐么？”他对曾皓、文清、江泰、思懿、愫方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为人所未曾这样做过的人物分析。
但是，《北京人》这样一个剧作，出现在那样一个时代，确使一些批评家感到不好理解。胡风的批评历来都是艰涩的，有时又未免苛刻，他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那样一个大家庭，和整个封建势力并没有彼此扭结的血缘关系，只是关起门来开演一个悲剧，而对于暴发户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活的社会交涉里面表现出它底抵抗和迎合，只是单纯地负了一笔债和付债底威逼，而且这也不过仅仅尽了促成这个悲剧上的一点观念上的作用。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这些，看来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了。但是，胡风的批评中也有独具慧眼的地方，他说：“作者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和他的艺术才能，在他，正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相合，创作出的主题，只能有机地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斗争或性格变化上面；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动作，言语，都是为了息息相关的彼此的心理动向。
就《北京人》说，虽然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使他的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的人物成为概念的留声机。即令那完全是从概念造出来的人物罢，好像他也能够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状态。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好像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这是艺术家的最宝贵的才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恐怕也值得某些剧作家认真学习的。”对一部作品的批评，特别是当代人当时的批评，是总难免有种种局限的。当代的批评有它的优点，但是，又往往带有它的弱点。即便像荃麟对《北京人》的批评，也难免那种机械的批评。他批评作者由于“没有把它的人物放到更大的社会斗争中去发展，因而作者所企图达到的剧本的社会意义，就不能尽量发挥出来。作品人物应该具有的社会典型性格，也不能达到更完善的程度”。“这剧本给予我们的印象，多少还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要从这家庭的悲剧去看社会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够明确和具体”。一方面他看到《北京人》“是一般公式主义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方面他又用公式来要求《北京人》，这种矛盾现象是颇令人费解的。正是这种批评的矛盾，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理论上的矛盾。杨晦的批评也是这样，他同样赞赏曹禺的才能，但也说：“我们读《北京人》，特别看出曹禺的艺术修养之高，也特别看出他对于社会问题的不能把握，这又怎么损坏了他的艺术成就！”他甚至认为作者的“心情，也可以说他的怀恋，都回到中国旧的封建社会、封建道德与封建情感上去，好像凭吊往古一般，极其低回婉转之致”，“他无
当然，这样的一些批评，曹禺又该怎样地想呢？又该怎样地对待呢？从《日出》之后，他再不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辩诬了，他只有缄默。但是，他心中是有他的主见的。
对《北京人》的真正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肯定和发掘，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第二十一章 同巴金的友谊】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8元，4元钱的伙食，4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70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财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学者。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妒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痴如醉了。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
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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