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中，观众挤得满满的，由于《国民公敌》的成功，观众对剧团、对导演、对演员充满着高度的信任感。因此，观看演出的，不但有学校的师生，有的家属都闻讯而来了。也许是曹禺在自己家里就受够了那种抑压的气氛，因而，对娜拉那种不断增强的专制压抑，有着亲身的体验，帮助他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中去。他把全身心投入进去，他动作的节奏、幅度，在舞台上成了为角色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动。他的朗诵也是杰出的，他曾下过苦功进行台词训练，爱伦·特蕾的台词唱片，他反复聆听过，潜心领会过，如今，在舞台上娴熟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他的声音，具有一种魅力。他的表演使观众倾倒了。演出后校刊报道说，1928年10月17日晚间，“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鲁靭是这样回忆《娜拉》演出的：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别人没有看过他的演出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到现在，这样好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他把娜拉和海拉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像伉鼐如、张平群都是大学教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现在哪里去找。张平群是德国留学生，娶了个德国老婆，但这个德国老婆走了，正是那个时候，他是有那种感情体验的。曹禺也是很有修养的。那时，他演戏是用全部身心来演的，他不是职业化的演员，他不会那套形式，但凭全身心来演，就更加格外真实感人。由于这些演出，曹禺深得师生喜爱，人们都亲昵地把他称作“咱们的家宝”。而曹禺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等人被天津市的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曹禺回顾《娜拉》的演出时说：“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拉茂律师。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对于曹禺来说，他十分留恋这段戏剧生活，他感谢南开新剧团，感激张彭春老师启迪了他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使他得以深入戏剧堂奥之中：
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当然，并不是每个剧作家都要走曹禺这样的道路；但是，他走的却是一些伟大剧作家走过的路。莎士比亚、莫里哀都曾有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而曹禺，正是在这样的演戏生活中通向他自己的戏剧创作道路的，可以说是一条最好的达到成功的道路。
【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二马路上，穿起长袍马褂的男孩和扎起红头绳的女孩子在嬉戏着，爆竹声间或响起来，空中飘来阵阵香味。万家公馆也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二楼通向平台的小餐厅的门关起来，挂起帷幕，临时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蜡台、香炉都擦拭得银光闪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是无须操心的，他从来不问家里的事，治办年货，清扫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继母指使着仆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间里，去读他的书。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层含意，轮到家宝来服侍他了。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急着把家宝喊来，把他送回家去。抽大烟的人，都以为只要抽上几口烟就能百病皆除的。当继母把烧好了的烟泡放到烟枪上，送到德尊的手里，他刚刚拿起来要吸的时候，便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连抢救也来不及，就这样猝然去世了。
万德尊曾经得过中风病，不过因为抢救及时，病情又轻，很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后遗症。得过这种病是要格外小心的，一是要注意休息调理，不能过分劳累；二是不能生气。但是，要德尊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就在前几天，因为债务的事，他又生气了。发过脾气之后，就抑郁寡欢，成天阴沉着脸，家里人看惯了，也未能引起注意。谁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他的猝死，对万家的打击是太突然太沉重了。全家都不知所措了。继母是个能干的妇女，如今她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顾不得别的事了。大哥家修生性软弱，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加之平时他对父亲的怨恨，指望他办丧事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曹禺了。可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书呆子，突然让他去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真是够难为他的了。
生活的教育比书本来得更深刻。读十几年的书，往往不及一件亲历的事实教训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
平时万公馆里常是宾客盈门，吃啊，喝啊！在德尊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曹禺从小就看到这些亲朋故旧是怎样陪着父亲吃啊喝啊！怎样地送上笑脸和献上殷勤。他以为临到父亲亡故，求求他们来帮帮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曹禺那里懂得人情世故，他挨家跑遍了，去报丧去求援，结果呢？迎接他的是一张张熟悉而突然陌生的脸，是冷漠的眼色。如果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符合事实，可以说他得到了对他一生说来都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真实相，世人的真面目。曹禺是这样回忆父亲的死的：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那时，我才19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
这次遭际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在南开新剧团演戏是在体验戏剧里的人生；而这次，就在体验着人生的戏剧了。不过，后者要比前者来得不知深刻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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