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对于各国记者来华，外交部控制得很严，而许多国家的记者都要来华看看中国“文革”以来的情况，他们不能以记者身份来，于是他们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作为其驻华使馆职员的亲属，有的在参加广交会后以商人身份到内地旅游。我们只要发觉都十分注意他们的行动。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就是旅行者未经许可不许照相，特别在发生了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访华后回去写了一篇对新中国的报导，里面谈到我国许多落后方面。当时“文革小组”极为不满，掀起了对其文章大兴问罪式的批判。这样，不许外国人看落后的，不许外国人照相，旅游者说中国落后面就认为他们不友好，对他们的接待也就不友好了。为了这些事，没收相机，把相机内已照胶卷曝光的纠纷层出不穷。我们只好写报告请示周总理指示，现定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地方就应允许其照相。经过总理批示后，我们就有了上方宝剑，对各地参观点及“极左”分子有所约束，接待中减少了不少麻烦。
3．“风景出口”与“外汇挂帅”
旅游团来游览我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是不是“风景出口”？这样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一个笑话。那时游览长城、西湖、桂林山水，都认为是供资产阶级吃喝玩乐。外国旅游团来了，人半只安排他们参观大寨、大庆、砂石峪（“穷棒子”办社的典型）、林县红旗渠、七里营公社、南京某小学的儿童歌舞团、看样板戏等等。因此全国开放城市只有30多个。
外国人参观长城、故宫、明十三陵、大雁塔等，怎么能称为“风景出口”？我在领导小组上提出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主张大大开放中国的名胜古迹，让世界人士认识中华文化及秀丽山河。领导小组同意后，写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全国开放了130余处参观地点。其实，这种批“风景出口”的“极左”思潮，早已不得人心。报告批准后，全国各地都要求开放，我们一时反而招架不住。因为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供外宾参观，那时要由旅游局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开放地点，有许多好处。那时供外宾食、宿用的物资并不多，开放的地方可以批准“特殊供应”，可以改造宾馆（但多半是由旧高级招待所改装的），交通方面可以增购汽车，火车可留给软卧等，这些好处都是当时各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那几年去各地方考查，确定是否开放和开放哪些点，大受他们的欢迎。
再就是要解决对所谓“外汇挂帅”的批判。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批“修正主义”时，旅游局内造反派虽然在斗争“走资派”的具体对象上有分歧，但认为旅游挣外汇是错误的这点是一致的。
初期，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旅游局造反派时也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机构是挣外汇，我们的方针完全不同，绝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文化大革命’前挣取外汇的观点是错误的”，又说“我们不是挣取外汇，而且争取同情”。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周总理说，“我们的旅游事业不是为赚外汇的，就是招待外国朋友来中国访问参观。但也允许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费来看看，完全拒绝不行。”这样才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
关于对旅游收费问题我受到两方面的夹击。外交部的领导要求旅游局不仅不能再赔钱，而且要挣外汇，而局内同志却反对对所有旅游团收费。周总理在一次谈判接待旅游外宾问题时说，旅游局光赔钱不行，对应该收费的还是要收费。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个指示写了一个关于收费问题的报告，经周总理指示，收费原则是“开支加手续费”。开支指旅游者在华的食、宿、交通费等，那时参观各个风景名胜点是不收费的，有的地方如明十三陵地下宫殿、故宫、各个博物馆也只收少量的费，比如颐和园只收两角，而北海只收五分钱。手续费初定为8％。
那时一切来华旅游者都通过旅游局联系经同意后，通知我驻外使馆发签证，来华后由国际旅行社接待。旅游局（国旅社）既没有旅馆、饭店，也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所有旅游者的食、宿、交通工具等费用都由各有关饭店、火车、航空公司及汽车公司拿去，旅游局得到的只是一点手续费。而这点手续费是由旅游局给每个团派去的陪同、翻译人员的服务得来的。所有旅游者花的外汇都统统上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每年给旅游局一笔款子用来支付旅游者在各地的食宿、交通等费用。那时除新修建一个北京饭店新楼外，北京还有新侨、前门、民族等饭店，能接待旅游外宾的床位只有2500个，但多数设备陈旧，服务质量不高。关于收费，新北京饭店一般房间原来规定每天50元、30、20元不等，后来又改为90元、60元、40元三等，全国以上海锦江饭店、新北京饭店为最高。对旅游团收费，经过几年的讨论，逐步有了共识，财政部在1975年后还规定了我们收入外汇的数字。从我的记录本的记载，旅游局在“文革”期间的收入情况如下：
（1）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4年实行新收费标准，共计约八年，共接待人数13，514人，收入66、67、68、69四年，正是批判“外汇挂帅”时期，收入多少无账可查。②1971、1972、1973年，开始收取外汇，三年共收入美元2,673,649元。
（2）1974年实行新的收费标准，到1977年共四年，共接待人数80，345人，收美金30，321，830元。这四年具体接待外国旅游人数及收入外汇如下：
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美金373万元。
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美金641万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美金817万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美金1,400万元。
四年累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9％。
（3）1978年财政部给旅游局的任务是收外汇五千万元。我在这年8月调离国家旅游局，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该年1至6月共接待外国旅游者49,955人，收取外汇2020万美元，时间过半，但任务未过半。
4．周总理亲自处理旅游事件
自1972年我负责旅游工作以来，除了对内搞运动外，对外接待工作也出了不少事。周总理指示要对送上门来的外国人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的“新成就”和对外政策。而许多外国人假借旅游团之名是来中国了解情况，观察虚实，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凡是旅游团提出要求要会见中国领导人、与学者专家举行座谈时，我们多数是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方面的负责人、领导者、学者专家都受到批判，带了“帽子”，后来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名字，就使全国人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站出来了。因此许多人愿意接见外国旅游团，因而可以在报上登载他会见外宾的消息。我们约请很多中国名人同外国各种旅游团会见。除周总理外，有徐向前元帅、郭沫若、胡绳等。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同外国各种旅游团座谈的次数更多。他们不仅要知道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革”的情况，而且还要知道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是我们宣传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反对两霸政策的好机会。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如问为什么你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许多国家那时只反对美国而不反对苏联，对于我们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很不理解，有时在座谈会上发生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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